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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军
我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老家的人管那三年叫“灾荒年”，那可怕的情景我当然不记得。
1979年高中毕业前夕，我又遇上了“书荒年”。眼看就要高考，手头没有一本正规的
高中课本，学校从外地买来的一些复习资料，再由教导处雇人刻成蜡版，每个版印不到一百份，蜡纸就破碎了。有限的几份资料只能保证每个班的几个尖子生，我这样的差生只有自己想办法。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二十里以外的一个村子，有一位老高中生还保留着一套高中课本，一时成为新闻人物。经过多方周折，我找了个熟人一块去了他家，岂料刚到村口，就遇到十几个同学空手而返，说那些课本几个月前就被人借去了。又有一次，我们正在背《政治》题，学校通知说县新华书店来了一批“语文复习资料”，我们不顾一切地跑到书店时，书店门口已围了几百号人。幸运的是，在书店关门前，我买到了这本珍贵的资料——《例谈标点符号用法》。而更多的人却如丧考妣般哭丧着脸空手而归。从那时起，这本来之不易的小册子，一直跟随了我25年。
几个月后，我考进了一所中专学校，这所学校在“文革”中，曾是一个叫“八·一八红旗战斗队”的司令部。教室的墙上隐约还能看到“文革”的标语、弹痕，有的教室的屋顶上的洞还没补上。这些“文革”留下的满目疮痍仿佛在提醒我们：“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太大了，一定要加倍努力！我们报到的第二天，就办理了借书证。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学校图书馆、阅览室便成了最热闹的地方，人们像今天了解股票行情一样不厌其烦地打听当天的书市行情。一次同桌借了一套《基督山伯爵》，消息不胫而走，一个多星期中，常有其他班的老乡找来，为的是一睹这书的封面。直到毕业，我也没机会借到这套书。这成了我两年中专的一大憾事。参加工作后的第5年，我在一家书店买到了这套《基督山伯爵》，可是将近20年了，至今还静静地躺在书柜里。为此深感对不起基督山伯爵，不过，我已计划退休之后，如果视力允许，一定圆上这个梦。
在读中专的两年中，我们曾经在市里的很多条街道的路灯下看过书。那时，晚上9点学校熄灯铃一响，我和几个同学便拿着课外书到大街上找地方看书。1980年夏天，我们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地方，一盏路灯下，堆放着十几根水泥管道，坐在中间，背可倚着上面的一排管道，脚可踩着下面的一排，累了，还可躺上面枕上砖头休息。整整一个夏天，我们和附近纳凉的市民都熟悉了。常听他们嘀咕：“这些孩子真用功！”毕业若干年后，一次到市里办事，有位大妈和我招呼，见我没反应，大妈说：“忘记了？那年夏天，你们五六个学生老在路灯下看书。”听了大妈的话，我当时脸上感受到了一阵发烫——毕业以后，我的业余时间都在忙于打扑克。
中专毕业前的一个月，一次从外面看书回来，照例从学校铁大门上扒上来，正好碰到查宿舍的教导处主任。他看到我们衣服上的校徽后，问我们干什么去了。我们说到路灯下看书。又问为什么怎么晚了才回来，我们回答距2000年实现“四化”还有不到20年了，我们着急啊！不料第二天做课间操时，这位领导在全校师生面前表扬了我们……
25年之后的今天，我已有了自己的书房，这是当年在路灯下看书时做梦都有没想到的。可是，更想不到的是，每天往书房一坐，手却不由自主地拿起电视遥控器。后来买了电脑，上网玩游戏又成了我主要的业余爱好。
我又重新进入了“书荒时代”。这次，是我自己荒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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