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重担两份答卷

　　本报记者 康燕

　　2003年9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一项改革方案———持续了17年的邮政储蓄全额转存央行的体制被改变，自2003年8月起，邮政储蓄的新增存款走向市场，开始探索全新的资金运作模式，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2004年9月1日，邮政储蓄转存款体制改革一周年。悄然推进的邮政储蓄资金市场化改革受到人们关注：上千亿元邮政储蓄资金如何运作管理？大比例农村储蓄资金能否反哺农业？

　　从1984年到1998年，刘安东一直在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工作并担任重要职务，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年同步，积累了丰富的资金运作经验。

　　2003年4月21日，刘安东出任国家邮政局局长、党组书记，同时任信息产业部党组成员。4个月后，国家邮政储蓄转存款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刘安东成为推动邮政储蓄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领导者。

　　通过一年的实践，我们初步达到三个目标：一是邮政储蓄业务继续保持了稳步的发展，总存款规模已经顺利突破了1万亿元。二是自主运用邮储资金形成的资产已经超过1700亿元，至今没有一笔坏账。三是自主运用邮储资金取得了较好的收益，在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上，与相同性质的资金运用收益比较，我们处于较好的水平

　　有些时刻，因为与重要事件相系，而显得非同寻常。9月1日，对于中国邮政系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去年的这一天，人民银行改变了对邮政储蓄的转存款政策。长期以来邮储资金运用主要依赖转存央行、由央行支付转存款利息、利差收益无风险的格局被打破，邮政储蓄转存款体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变化源于整个金融系统的市场化改革。邮政储蓄全额转存央行的体制作为一项政策性安排已持续了17年。执行新的政策后，邮政储蓄从2003年8月开始的新增存款，将不再享受人民银行高于市场水平的转存款利率，完全按照各家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准备金存款的利率（1.89%）计息。毫无疑问，政策的改变促使邮政储蓄资金必须走向市场，必须探索全新的资金运作模式。

　　从无风险转存到有风险运作，从政策性安排到市场化管理，邮政储蓄面临历史性跨跃，其成功与否必然经受严峻的市场考验。可以说，邮储资金管理真正实现历史性转变，在于过程的万无一失，在于结果的尽如人意。其间，不仅凸显中央政策的实践意义，更检验邮政系统的操作能力。

　　一如人们曾经对传统的“只存不贷吃利差”的经营模式无情诟病一样，现在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同样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政府领导机关、金融监管部门以及银行同业机构……邮储资金的运用时刻接受他们的检验。邮政基层部门以及几十万邮政职工自然也对此番邮储资金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热切注视。历史使命、国家责任、百姓利益、市场检验，在过去的一年里，身为国家邮政局局长、党组书记的刘安东，肩扛的是一副不轻的担子。

　　一年间，人们对国家邮政局的关注集中于两个方面：

　　———截至去年8月，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到8300亿元。按照近几年邮储平均增长速度计算，到今年8月底，新增邮政储蓄存款资金应超过1500亿元，这个数字规模已相当于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年资产增量。

　　———众所周知，邮政部门提供的金融服务在沟通城乡经济交流中处于重要地位。邮政在全国拥有3.2万个储蓄网点，其中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全国邮政储蓄存款的三分之一来自农村。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市场上，邮政部门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业务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高，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了惟一的渠道。

　　因此，上千亿元资金如何运作管理，大比例农村储蓄资金能否反哺农业，两大问题成为舆论追问的焦点。

　　一年间，两份考卷摆在了刘安东面前：如何在确保顺利推进邮储资金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又确保中国邮政服务“三农”的事业不断深入和优化？

　　采访，就此破题。

　　记者：在一系列政策变化影响下，邮政储蓄资金自主运作的情况具有哪些新特点，对邮政业务的发展又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刘安东：在一年前，人民银行调整了邮政储蓄转存款政策，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政策调整后，邮政储蓄业务能否继续保持健康的发展？在自主运用邮储资金时，我们能否控制得住风险？新增的邮政储蓄资金能否获得一定的收益？我们必须直接面对这些问题。

　　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通过一年的实践，我们初步达到三个目标：一是邮政储蓄业务继续保持了稳步的发展，总存款规模已经顺利突破了1万亿元。二是自主运用邮储资金形成的资产已经超过1700亿元，至今没有一笔坏账。经历了这次宏观调控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发现一笔具有明显潜在信用风险的不良资产。三是自主运用邮储资金取得了较好的收益，在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上，与相同性质的资金运用收益比较，我们处于较好的水平。

　　国务院领导非常关心邮政储蓄资金自主运用工作。在刚刚开始自主运用的前半年时间，我们每个月都要把当月自主运用的情况，向领导汇报。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可以说，邮政储蓄转存款政策调整后，自主运用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为今后的继续发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这个良好的开端对邮政全行业的改革和发展也有重要影响。首先是树立了邮政能够“办大事”、“办成大事”的信心；其次是提高了邮政在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中的信誉；其三是进一步坚定邮政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快改革和发展的决心。

　　记者：可以说，运作如此巨额的资金，没有一整套科学、严谨的运作机制的支撑，保证其稳健、安全、高效，是难以想象的。请问，国家邮政局设立了怎样的资金运作机制？

　　刘安东：第一，我们把自主运用资金的权限全部集中到国家邮政局，各省、市新增的邮储资金，在留足备付金后，必须全部上划到北京。高度集中运用的方式，使分散管理面临的风险减到最小。

　　第二，我们确定了“不贪大利，稳健经营”的自主运用基本原则。不给在第一线进行资金运用交易的同志很大的盈利压力，以严格控制风险为基本前提条件。一年来，我们的资金运用部门一直坚持“风险管理先行”、“主动管理风险”的理念和文化，以做好风险管理工作为第一要务。

　　第三，我们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体系，尤其是建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授信管理制度，在实践工作中制订了资信调查、授信、授权、交易管理、会计核算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且严格地遵照执行。

　　第四，我们按照国内外金融机构普遍采取的交叉、分离、监控的原则，在邮储资金自主运用过程中，决策与执行分离，交易与会计及出纳分离，交易与资信调查、授信分离等。分离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交叉监控来降低风险。

　　第五，我们在自主运用起步前，就高度重视人才的储备与培训，已经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起一支具有专业化水准的队伍。同时，我们尽可能采取信息技术手段，已经建设了较为先进的资讯系统、会计核算系统、出纳系统等。

　　记者：集中运用邮储资金与向地方返还所吸收的资金、支持地方经济，有一定矛盾。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刘安东：集中运用是为了控制风险，保证邮储这块资金在我国金融市场上始终是一块优质资产。但自主运用资金的投向是分散的，按照金融市场的需求流向全国各地。在已形成的资产中，我们购买的国债和政策性银行的金融债达到500多亿元，支持了全国各地的重大项目建设；向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提供协议存款资金近千亿元，其中向中西部地区提供了220多亿元；在短期资金的提供上，累计向各类金融机构提供资金1600多亿元，其中向农村信用联社提供了300多亿元。总体上看，我们自主运用的资金绝大多数返还到了地方，支持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当然，在邮储资金返还的区域分布上，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我们要始终坚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中西部省区的金融机构开展资金合作；二是在确保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和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机构合作多开展资金业务，最大限度地返还农村和地方。同时，为了调动各省邮政储汇局在实现资金返还当地使用上的积极性，我们鼓励和奖励他们向国家邮政局推荐当地金融机构合格的资金需求项目。我们还不断对他们进行系统性培训，定期发布加强风险管理的各项措施，以确保资金运用的安全，并为下一步工作打下基础。

　　记者：据了解，国家邮政局在广大农村地区历来拥有很好的口碑、良好的信誉。在一些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地区撤出和收缩的情况下，国家邮政局多次表示，要利用邮政系统全国联网、网点在农村覆盖充分的优势，继续为服务“三农”探索新路子，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刘安东：确实是这样。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国家邮政局对邮政服务“三农”始终不懈地进行探索，希望多为农村做些事情，多为国家承担些义务，我们有这个强烈的愿望。由于邮政承担着普遍服务的义务，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各项邮政业务，我们有这个责任。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努力，邮政系统建立了先进的信息网络，加上在农村的众多网点和良好的信誉，我们有这方面的优势。在金融服务方面，遍布农村的邮政网点能够提供存款和汇款等多种零售金融服务，资金自主运用后还开始了向农村融通资金的服务，我们有这种能力。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邮政的发展与农民、与农村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我们有这份感情。今年开始，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今年的补贴金额在100亿元以上。为了落实中央的政策，使这些直补款及时有效地发放到农民手中，我们希望能充分利用邮政在农村的优势，开展国家粮食直补款的代理发放。同时，我们还在积极探索开展农村商业服务，重点开展农资分销，为广大农民提供信得过的农资产品，并有了这方面的实践和体会。

　　在资金自主运用的一年中，我们通过与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合作积极开展协议存款、短期回购业务。向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融出资金，单笔数额一般较小，手续相对烦琐，我们的利差收益也比较低，但我们坚持不怕麻烦，不计较收益厚薄，始终把支农放在第一位。同时，我们正在与相关主管部门研究，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扩大与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合作。另外，我们也在积极开展面向农民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的试点工作，争取更直接地为“三农”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记者：在拓展农村金融市场方面，中国邮政不遗余力地作出不少富有成效的探索，这同样是中国邮政能够长期扎根农村、深受农民喜爱的重要原因。请问，邮政储蓄资金究竟从哪些方面活跃和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生命力？

　　刘安东：邮政储蓄遍布全国广大农村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金融服务不发达的问题，促进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活力，同时也给农民带来理财观念上的更新。1986年邮政储蓄恢复开办以来，邮政职工中跋山涉水，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宣传储蓄利国利民的好处，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金融服务，真正尝到了“放心存钱、安心吃利”的甜头；邮政储蓄代理保险、代发养老金、代发工资、代理发行和兑付凭证式国债、代收学费、全国异地通存通取等等，较好地满足了广大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在全国范围建成了一个邮政储蓄联网计算机系统，覆盖面除了大中城市以外，还包括了98%的县市地区，再加上邮政电子汇兑系统，这在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覆盖全国城乡区域最广阔的金融计算机网络系统之一。在很多偏远乡镇，通过这套系统能进行全国通存通取，这不仅为农民资金划转提供了方便，也改变了他们出门携带现金的习惯。现在，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赡家款、求学学子的学费生活费等，通过邮政储蓄系统交到亲人手中，比比皆是。

　　记者：在查阅有关资料时，“两个70%”的数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是，目前全国4.5万个邮政汇兑网点中，有70%在农村。另一个是，2002年，邮政共办理汇款近2亿笔，其中近70%汇往农村地区。这一年的另一个数据同样惹人关注：当年汇款交易总额为2600亿元，流入农村的资金为1600亿元，也就是说，汇款交易中，有一半以上流入了农村。您怎样评价邮政汇款在促进城乡资金流通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刘安东：你注意到的这些数据确实已经说明，在促进城乡资金流通中，邮政汇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邮政汇兑是一项百年历史的传统业务，“汇款到邮局”的观念深入人心。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城乡经济往来和人口流动增加，农村个人结算市场不断扩大。为了实现广大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一样的服务，2000年开始，我们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建成了一个主要服务于农村地区的邮政电子汇兑计算机网络系统，大幅缩短汇款时限。过去需要一周多时间的邮政汇兑服务时限，现在缩短到24小时。同时还开办了2小时和即时到达的汇款服务。邮政电子汇兑系统的开通，进一步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方便和实惠。农村网点的运营维护成本较高，但我们一直把汇兑当作一项普遍服务业务，保证所有地区的农村居民能够方便、快捷地办理汇款业务。

　　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邮政储蓄跨省异地结算交易量近两年来成倍增长，预计今年邮政储蓄的跨省结算量将超过5000亿元，其中有三分之一即近2000亿元是从城市流往农村。另外，通过邮政汇兑每年约流入农村1600亿元，加上自主运用向农村地区返还的长、短期资金，一年大约在300亿元以上。这样，通过邮政系统向农村地区输送的资金每年约可达4000亿元。我们每年吸收储蓄大约有1000亿元，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农村，也就是在农村的吸储每年约在400亿元。可以看出，我们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实现向农村地区的“输血”。今后我们仍将继续坚持下去。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近6万个农村邮政网点已经成为地区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的重要力量。国务院领导在就邮政部门服务“三农”的一份报告上曾批示指出：农业、农村发展需要邮政部门的大力支持，邮政事业的拓展也离不开农村广阔的天地。国家邮政局将坚决按照中央领导的精神，争取在“三农”发展中贡献力量，同时也进一步汲取自身发展的动力。

　　刘安东不是一位从事农村工作的领导干部，但在采访中，他却对如何服务“三农”情有独钟，这份浓厚的服务“三农”意识以及切实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的高度责任感，始终感染着记者。刘安东不曾在银行工作，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工作经验，使他在巨额邮储资金的运作管理上表现出超凡的国际化视野和稳健的创新能力，同样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年同步，刘安东就在国家对外开放部门工作并担任重要职务。这或许正是国家邮政局在过去的一年里能够圆满交出两份合格答卷的重要原因。两份答卷不仅检验他的意志，也考验他所领导的团队的毅力。刘安东告诉记者，在邮政电子汇兑网络系统工程建设时，由于工作太紧张，一年时间中，参与工程建设的技术和业务人员大都累病过，很多同志要到医院输液，但挂着瓶子仍坚持工作。他为此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同时也为这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感到自豪。他坚信，有了这种精神，再困难的工作也一定会成功。在他看来，打仗没有不流血牺牲的。

　　结束本文写作之时，突然记起与刘安东局长见面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如果舆论环境好的话，我们会做得更好。”这使记者深悟：以求实的作风和科学的态度，理解并尊重实践者的探索，对所有思考者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8月30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