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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彦／文
不得不承认，朗讯完善的制度框架和相对统一的美式文化可以保证在没有CEO的日子里完成平滑过渡，在更为依靠领导人个人能力的公司里，这无法想象。没有找到戚道协的继任者并不表明朗讯在4月里的决定是个错误，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他们何时能找到合适的CEO。
每一个试图争取这一职位的管理者都面临挑战：朗讯身处充分竞争的领域并曾经历丑闻。但掌握主动权的朗讯并不急于找一个人并贴上“CEO”的标签，这种态度在十年前无法想象。应当指出的是：多数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定位已经从原来贡献利润的现金流市场转变为关键的战略性区域。在此背景下，中国区的CEO们面临一次重新评估，而朗讯新的CEO必须胜任这一转变。
与贡献利润的取向一致，在初入中国的十年，跨国公司选择中国总裁看重人脉关系和市场业绩。考察他们的出身可以发现，多数人以“销售”起家，戚道协以及被花旗银行免职的任克英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戚道协掌控朗讯期间获得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价值超过3.5亿美元的多项重要合同，而任克英因身处美国遥控拿下广深高速5亿美金的IPO大单而名声大噪，他们熟悉中国的商业环境，擅长政府公关，但对于利润的无比热情使他们无一例外地重视短期利益而缺乏对全局的战略性关照，以此姿态掌控足以影响公司市值的关键市场，外籍老板的担忧可以理解。
这与文化上的隔阂有关。美国人对CEO的评价更多地看重他给投资者带来的信心，对成长性的关注显得更为重要，利润只是其中的一方面，但华人习惯于通过收入衡量能力，更为看重现实的回报。适合CEO层级的50岁左右的职业经理人在中国大陆因为十年文革的耽搁而呈现断层状态，所以在现实中我们更多见到的是来自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的华人经理，他们有着东方人的面孔但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在多数跨国公司看来，他们是合适的中国区总裁的人选，而其共同之处在于：这些华人经理可以用尽招数使公司业绩迅速攀升。
但这一模式正遭遇到日益增多的质疑。安然、安达信事件引发美国公司诚信危机以后，跨国公司都很注意自我管控。它们可以理性面对利润下滑却害怕丑闻的爆发。不能否认，为了立足、利益，许多跨国企业屡屡超越道德、法律的界线，朗讯对戚道协的严格自查表明，放任时代已经结束。
期待中的新时代并未随即来临，一个预设的命题是：因为存在能力歧视，所以华人在国际公司存在无形的升职障碍，他们只能在不同的公司间跳来跳去而无法得到更多的信任。但需要明确的是：能力差距是客观的还是人为假定的？现实中可以看到的矛盾是，许多华人在美国的商业环境中表现得非常敬业，责任心和职业操守都没有问题，但在中国则必须学习更多的招数，因为华人社会更讲究谋略，有时原则只是摆设。权力滥用导致的寻租行为，中国本土公司依赖“关系”展开竞争，都会促使跨国公司效仿中国公司对政府以及客户等采取“特殊沟通”的方式——嗅觉敏感的跨国公司更能发现自己行动的空间，“本土化”有着无可奈何的环境因素。
环境决定的道德似乎只能如此，但中外企业文化上的冲突早晚会来临，戚道协等人的消失也许意味着跨国公司在中国默许采取违规行为获得业绩的时代正在慢慢走向终结，但优秀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崛起还缺少必要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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