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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中性财政政策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逐步减弱积极财政政策手段的扩张力度，如缩减建设国债规模、逐步压缩财政赤字；对已安排的新项目延期施工，对在建项目可依据不同的情况延缓施工进度或暂停等。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支出方向，实行“有保有控”的措施。对迫切需要发展的继续支持，甚至可以加大力度；而对于一些“长腿”部门，则可以适当控制。
在财政支出中，既有经济性支出，又有社会性支出，如科学、教育、文化等；既有面向城市的支出，也有投向农村的支出，如农村基础设施、水利设施、生活条件等；既有购买性支出，也有转移性支出，如救济、补贴、贴息等；既有发展性支出，也有维持性或补偿性支出，如公共设施维护、生态环境的维护和破坏性开发的补偿等。面对如此众多的各有交叉的支出种类，我们很难简单说，哪一个方面应增加或哪一个方面应减少。尤其是在各类支出的背后都隐匿着复杂的利益关系，支出结构的调整很容易在各种利益关系的牵扯中迷失方向。但根据公共风险理论，财政支出的使命和归宿是化解和防范公共风险，因此，一个总的原则是，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必须有利于经济、社会及自然领域公共风险的化解和防范。“摩擦性过热”是当前面临的一种公共风险，对于财政来说，化解的方式主要是“撤火”，让积极财政政策逐步退出来，即压缩政府投资规模，其次才是考虑其他的方式，如通过一些改革成本的支付来推动整个体制改革的进程，以逐步消除“摩擦性过热”的体制性根源。
金人庆部长提出的是“转向”中性财政政策，“转向”二字表明财政政策调整或转型有一个过渡，不可能采取“急刹车”的方式，客观上存在一个时滞。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实行7年，上了大量的国债建设项目，这些项目不可能马上完工，要完成这些在建的国债项目，还需要财政拿不少钱。这就是说，财政的扩张性客观上还需要保持一段时间，只是扩张的力度要逐渐减弱。2004年安排的财政赤字为3198亿元，这么大规模的赤字是无法在一两年之内消除的，有赤字就意味着扩张，就不是中性。因此，准确地说，是向中性财政政策过渡，而不是现在就立即“实施”中性财政政策。
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向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变化，而是蕴涵着战略目标的转移：从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到转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现阶段的发展是不全面的，不协调的和难以持续的，这表现在“五个不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不协调、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协调。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观念的转变、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倚重的一个手段就是财政。财政政策的这次调整不仅是顺应经济形势的变化，也是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财政的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一开始，本届政府就明确要求财政支出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公共卫生、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倾斜，这实际上是一种“结构取向”的财政政策选择。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功能目标主要不是拉动经济增长，而是实现在“五个统筹”指导下的全面、协调发展；主要不是一味地追求发展的速度，而是提高发展的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中性财政政策将是长期性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应当有一个分工：市场是基础性的，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而政府是弥补性的，除了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主要应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方面发挥直接作用，也就是生产、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也是一种社会分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效率提高。中性财政政策可以视为在政府与市场分工框架下的一种基本政策或常规政策，而扩张或紧缩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时期的一种特定政策。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性财政政策是更偏向于“社会”的公共政策，对于社会公平、社会平等和社会稳定的实现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
要发挥上述作用，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来使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区域结构、生态结构不断优化，并使国内的这种结构变化逐步融入到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之中。结构的优化必将带来和谐的发展。因此，转向中性财政政策，更充分地发挥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不仅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都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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