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

　　8月28日至29日，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

　　以下为到场嘉宾张维迎教授的演讲全文，主题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

　　　张维迎：为大家做报告，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家鼓鼓掌吧。每一个人做了份内应该做的事，我们这个社会也应该感谢他，但是非常遗憾，我们这个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这次演讲，和前几次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演讲的角度不一样，在前几次演讲中，我围绕着论坛主题提出了一个提问分析框架，希望对企业家有所指导，也就是说我是面对着企业家而讲话的。但是今天，在这个场合，面对不仅仅是企业家，而且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网民以及所有大众。在过去的演讲中，我的演讲得到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称赞，也遭受到另一部分企业家的批评。但是我有把握的话，我今天的演讲不会受到任何企业家的反对，我冒一个风险，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反对，也许我会骂的狗血淋头，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的满意。

　　　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在座的企业家，你们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做企业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累。这个累，并不一定是由于你的能力不支持你管理一个企业，并不是由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耗费了你很多的时间，而是你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变化无场，有时候甚至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环境。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白天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即使白天没有做亏心事，但是仍然还是害怕鬼敲门。我们看到那么多中国企业的先驱，在八十年代，也许因为是长途贩运，现在叫所谓的物流，被抓起来了。到了九十年代，有一些私人企业，因为使用了自己企业的资产，而被抓了起来，以贪污罪而定罪了。在所有这些涉及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中，我将之归为三大类，第一类我叫他商业环境，第二类是政治环境，第三类是舆论环境。

　　　我们看到在这二十多年以来商业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现在的商业环境是比原来更好了，还是更糟了，我想有更好的一面，就是我们的资产便的越来越规范了，现在办一个企业不象原来那么难了，招人、融资也不象原来那么难了。但是也有了不好的一面，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抛向了一个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所以我有一个比喻，其实是从冯仑那里借来的，也就是中国企业家就象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很多技术很多是模仿过来的，机制并没有完全的整合，跨国公司就开始跟我们竞争了。这并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问题，我今天主要讲的问题，一个是政治环境，一个是舆论环境。

　　　政治环境这二十年以来，是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了，可以肯定的说变得越来越好了，在八十年代，象我说的情况，企业家不仅没有政治地位，而且面临很多刑事处分，现在三个代表提出之后，我想企业家变得有点理直气壮了，因为政府、中央他们支持、认可我们了，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了。

　　　还有一个是舆论环境，大家不要轻视企业经营的舆论环境，或者我们说现在中国企业生存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就提出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这样一种舆论，不是对个别企业家的评论，而是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评论。民营企业的发展，很多人看做是民营企业家偷盗、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一部分言论，整个中国改革，甚至到过去十年涉及到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我再重复一下，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因为今天的论坛会在网上直播，我不想为单个的任何企业家辩护，任何单个的企业家里面肯定有坏人、坏蛋，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也敢说里面肯定有坏人，学生有人考试作弊，教授有人剽窃别人的成果，这些都不奇怪，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我还要特别指出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教授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的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舆论环境变化非常大，网络时代是信息特别容易偏离的时代，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因为第一，在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谣言不知道来自何方，只要相信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谣言就会变成事实。九十年代有一句话，干部提拔中讲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难道市场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跟你送挽联、花圈，那你一定死定了。这就是在网络时代面临的舆论环境，可能对自己带来的伤害。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国家，社会舆论容易变成一种政治的压力，政治的环境，很多的企业家在面临着舆论界或者学术界的行为，对我们的判断，上升到政治口号的时候，面临的压力，大家可想而知了。为什么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一有点钱之后，就想办法将老婆和儿子送到国外，想办法弄一个国外的护照、绿卡，不是他们不爱我们的国家，而是因为面临的政治环境有太多不确定性，他们怀着夫妻不能团聚、家庭不能团聚的痛苦。只要你干的好你就一定安全的，我打一个问号，山西最大的民营企业海星集团，它的董事长在去年元月份的时候被人枪杀了，如果这个人作恶多端、强压百姓，受到这样的结果肯定是大快人心，但是事实上这个人不是这样，他有四十多亿资产，九千二百多名员工，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当地社会，他都有非常高的威望，因为他不仅仅是在赚钱，而是为整个社会，为他的工人，为他的家乡创造财富，所以他死了之后，花圈收到四千多个，好几个村子，正好碰到过年，不放鞭炮不贴对联，当地只有自己家里人死了才会这样，很多村子这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说明了什么？这样的一个企业家，就因为个人的私愤，就可以被别人将你嘣了，他是任何人不经秘书、经过任何人都可以见到，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善事都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没有人会害他，但是他想错了。所以我们不要低估舆论对企业生存带来的影响。

　　　民进国退是私人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或者国有企业领导人勾结起来侵吞国家财富吗？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瓜分国家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现在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推理，任何交易只要买的人赚钱了卖的人一定吃亏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如果私人赚钱了，那么国家一定是吃亏的。交易是双赢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肯定交易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理论常常被人忘记了。如果没有民进国退，以及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我们的国家、社会应该感谢民营企业，我们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感谢中国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有中国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富，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统治不会这么牢靠没有这么稳定，看到哪一个地方的政府威信最高，政府最轻松，就是私人企业发展最好的地方，私人企业越不发达的地方，政府头疼的事越多。但是我要重申一下，我不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着或者可能存在着资产流失，但是我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八十年代我回陕西西安时，有政府领导对我抱怨说这里穷因为钱被广东深圳人赚走了，但是我要问的他们来之前，这里富吗？所以不要将创造财富的过程中理解成瓜分财富的过程。打一个比方，这也是我过去几年前说过的，经理人是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我要问主人去那里了，为什么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主人都不出面，这是不是主人的事？没有好的老板不会有优秀的员工，没有好的主人也不会有好的保姆，中国企业家就是经理人，如果缺乏诚信责任，恰恰是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的所有者，来做经理人，他们才会有积极性，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我还要指出，我们有一些人，违反了信托责任，理论上说法律上说是有罪的，一个经理人的信托责任，在法律环境下应该是利润最大化，比如说你是地主养了五百只羊，现在你要周游世界，或者住到城里去了，会不会将这五百只羊交给农民，如果有一只羊死了，农民有权将羊冷冻起来或者是卖出去，这是信托人的责任，这恰恰是他们信托责任的一部分责任。

　　　我还要说，尽管可能存在着在国有资产的流失情况，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我算一笔帐，我们有二千万个私人企业主，如果按照四分之一算的话，戴红帽子就是五百万，如果你戴着红帽子就注册不了经营不了，所以很多人不戴红帽子，保守算一下，20%的资产留给政府，如果一个企业有一百万的资产，那就是20亿留给了政府，那就有一万亿的资产。因此我这个估计过大，就算是五千万，也许过低，可能有二万、三万，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很多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老板，也就是国有企业在困难的时候，上市公司寻求私人企业的支持，私人企业进行投资，但是一旦投入之后，企业搞好之后，国家又将你赶出去了，任何补偿没有，或者只是给你投资的那个数额。我们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工资发不出去了，私人进去了，但是有可能是员工和老板认识的，在座一位企业家，在九十年代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花了八千万，收购过来之有各种各样的挂靠企业，负债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八千万都扔了，仓惶而逃。这些私人企业家的财产损失又算什么呢？散流失吗？也应该算是流失吧。我要强调的是，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对私人财产的侵害，国有资产流失，不是大家真的害怕，而是政府官员害怕个人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在拖延着国有资产的改革，结果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我要说所谓的国有资产大流失的观点，只会说国有资产在更大程度上继续流失，流失的越来越严重。本来一些值钱的企业可以卖，但是不敢卖，结果变得不值钱了，这是改革的目的吗？

　　　作为个人，我要提出一个忠告，我想用一个孩子打比喻，是自己生一个孩子，就是收养一个孩子，因为自己生孩子十月怀孕很辛苦，我的建议是从个人角度，应该自己养一个，那是亲的，大了不会发生感情纠葛的问题。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我还是建议收养一个孤儿，这可以为社会减轻一些困难。我同样对民营企业家说，如果以个人利益来说，我劝民营企业家还是离国有企业越远越好，最后你可能被说成侵吞国有资产。但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是应该救救国有企业，你应该伸出手来帮助国有企业解困，帮助那么多下岗工人，所以在这个中间要求一个平衡。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类似于糖衣炮弹，看起来好，诱惑很大，但是吃进去之后可能会爆炸，这几年来我一直强调这样的观点，民营企业家收购国有企业一定要慎重而慎重。

　　　回过头来说，经济学家怎样看这些问题？是看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你多我少，还是看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我们是希望这个社会好，还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使所有的人变的一样的贫困很容易，因为我们过去好几十年都是这样，但是如果要使所有的人都便的一样的富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使社会每个人过的越来越好，但是一定要容忍中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人比一些人过的更好。邓小平先生在八十年代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先富起来，是这样的原因。我提出这样的一个分析框架，所有干的事都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一个角度，这个事对社会有没有价值，第二个角度，这件事对你个人有没有利益，这样就四种组合，你干的事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没有利益，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第三种是对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种是对社会没有利益对自己没有价值。第二种是君子，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只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才会获得价值。第一种是圣人贤能。第三种是坏人，是小人，干的事对社会没有价值，甚至还破坏社会的价值，第四类是傻子，干的事既对社会没有价值，也对个人没有价值。我们的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事，主要是第二类事，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我经常干的是对社会有价值是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也是在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家首先要干好自己的事，但是你对社会做的事，并不一定对自己有价值，比如说对社会的捐赠等。

　　　企业家不能干第三类事，对社会没有价值但是自己盈利的事，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任何人只要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就可以得到利益，反过来说你要得到利益必须对社会做出贡献，但是非常遗憾，目前全世界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事，任何对社会有贡献的事就可以赚钱，任何可以赚钱的事都可以对社会有贡献。我刚才也说了，我们的企业家主要是做第一类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以适当的做第一类事，但是也不能做太多，如果做的太多，你对社会的贡献是会下降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李东生将企业清盘卖了，可能自己拿到一二个亿，都捐给社会了，请问李东力是继续经营TCL对社会贡献大，还是将企业卖了对社会贡献大呢，我相信是前者。有人问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钱不捐给社会，但是只有这些钱继续经营下去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李嘉诚这么多财富，但是他连一半的钱也不敢拿出来，因为拿出一半企业可能就垮了。

　　　你对你的员工有责任，对社会有责任，对客户有责任，我想任何一个当过领导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包括李市长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在这个社会没有对别人的责任心的话，这个社会的自杀率肯定非常高。我想在座的很多人肯定想过活着不如早点死了，但是死了我的老母亲怎么办，我的儿子怎么办，工厂怎么办，所以很多行为都是在责任心下进行的。我希望大家注意，企业家应该做君子，干第二类事，适当的干第一类事。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我刚才说了，利益，其实不仅仅是物质利益，而且还包括你的名声，但是有人对利的重视超过名，但是有人对名的重视超过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名的重视会越来越高。对名声的重视，就可以使人做出比较规范的事，这是社会很重要的约束，可能不是由于物质利益来约束的，而是由名声。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社会的责任，包括学者的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也包括你独立于社会大众或者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利益的，邓小平的改革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但是邓小平是对的，也不能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说网民的支持率高就是对的，这其实是不对的。其实在这个社会最难不是骂企业家或者政府，最难是不是敢对舆论大众保持独立性，这才是一个学者真正应该有的独立性。但是非常遗憾，现在谁敢骂企业家，就认为这个人就是独立的，如果不敢骂就一定认为这个人拿了企业家的好处，如果说拿了别人的好处应该感谢别人的话，我想全社会应该感谢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也就是良知，谁敢骂企业家或者政府就是有良知的。我也说，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做贡献，而不是象我刚才说的，在你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使社会在你的舆论中得到价值。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想舆论界一定要重视，学者的良知、责任心，包括你在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严谨、谨慎，一个人的名气越大说话一定要谨慎，邓小平说话很少，因为他的影响很大，稍微说一些话可能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这个是他不愿意的，所以他尽量少说话。所以学者也要尽量说话谨慎，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

　　　我还要特别的强调，学者也不能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去诬陷诋毁别人，对别人不负责任的说话是不对的，当然这个东西需要法庭来判定。还要强调，我们在座有不少的媒体应该反思一下，都应该变得成熟起来，你们不要动则就说这些人有社会良知，另外一部分人没有社会良知，这只会阻碍学术的争论，学者之间的争论应该靠内部来解决。今天下午有一个题目，就是“谁将主导中国经济”，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也好，国有企业家也好，有没有肯定在未来的发展中，比外国企业做的好，或者中国的经济命脉或者主要产业能够被我们领导，这中间有很多原因和因素，国家法制，你们个人的努力，当然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舆论环境，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媒体，在不断的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家，我想外国企业主导中国经济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企业本来很有希望做大做强，但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在这样的政治不确定的情况下，宁可将这个企业卖给外国人，自己拿一部分钱更安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包括国有资产的剥离，现在四大银行剥离国有资产卖过外国企业了，不是外国企业出价高，而是因为有人担心卖过中国私人企业会被人说我受私人企业贿赂了，所以我宁可卖给出价低的外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