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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
据《中国青年报》8月26日报道，为刹住案件说情风，山东东营市河口法院执行一庭于日前制定出台了说情人登记新制度。消息还透露，“新制度一推行，来说情的人数一下子大大降低”。
效果如此之“明显”的“新制度”听来便觉得耳熟。在ｇｏｏｇｌｅ里用“说情＋登记”一搜，得到的竟有4300项查询结果。且随手ｃｏｐｙ出新闻源来自平面媒体的两则消息：
一则说湖北某地的一家工商所为摆脱“说情风”而设立了“案件说情登记簿”。登记簿就放在办公室的明显位置，有说情者来，由接待人员请说情者先“登记在册”。
另一则说的是山东省某县检察院也初制定了“说情登记簿”制度，据说效果也非常好。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所谓“效果非常好”的有力的佐证便是：自该制度实施10个月来，“说情登记簿”上仍空空如也！
前有“廉政保证金”，今有“说情登记薄”，正所谓“只要思想不落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说情之风盛行，贪污腐败不绝，人民群众已怨声鼎沸。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探索并实践廉政新举措，在适当时机进行一些制度创新，我们理应支持并应多加鼓励。然而笔者却从空空如也的“说情登记簿”上读出了莫大的反讽！在媒体大力宣扬这些“制度创新”的背后，一种常识性的错误跃然纸背！
道理明摆着——天底下何曾见过一位头上贴着“说情者”字样，贸然直闯领导办公室的说情者？人世间又何曾见过既来“说情”还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往那并不光彩的“说情登记簿”签上自己的大名？即便由被说情者来填写，也仍然面临监督不能的尴尬：填与不填，填张三或是填李四，皆由被说情人一支笔说了算，如何能保证“登记薄”上的名单说是切中要害的“说情者”呢。
大抵生活中的“说情者”，总会与被“说”者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合乎常理的说情往往发生在酒桌上、舞池中、方便的现代通讯工具里、更方便的枕头边。当说情者是亲友甚至就是夫妻，被说情者会不会写？当说情者是领导甚至就是领头上司，被说情者敢不敢写？在山东某检察院的例证中，“说情登记簿”在实施了10个月后仍空空如也，难道真的是一扫说情之歪风？面对这样的新闻，以及此新闻中所表述的这等制度的创新，如何令我等公众不心存忐忑？
当然，一项制度尤其是一项新的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并在自我修正。既然是摸索，就有失败的可能，这无可非议。但是，一项新制度的出台，怕也应遵循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这项制度应该是已然经过制定者的深思孰虑，最起码在理论设计上已大体能站得住脚。如果一出台就包含着常识性错误，或让人一看就仅具“政绩工程”的效能，就不免有贻笑大方之谕。
到头来，这种所谓的“说情登记制度”，不过是在一块偌大的稻田里，又多插了一个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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