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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研究表明，银行融资体系的滥用是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尽管我国免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银行融资的现状必须尽快改变（见图1），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加快企业债市场发展已迫在眉睫。
关于不同融资方式的效率比较，我们一个基本判断是：政府干预加大了某种融资合同的代理成本，会降低该合同的效率；金融结构调整的路径是摆脱政府干预模式，寻找存在市
场调节机制的融资方式。
中国融资结构亟待改革
在中国的融资体系里面，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一样，更多地是采取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首先用银行贷款余额占ＧＤＰ的比例来比较中国银行体系与东南亚危机国银行体系的垄断程度（见图1）。2000年中国这一指标为70．22％，和1990－1997年亚太地区平均水平比较，排在泰国和马来西亚之后，远远高于印尼、菲律宾、韩国的水平，同时也高于五国的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在1997年危机后银行系统普遍收缩，该比例出现大幅下降，但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到2001年末该比例为77．19％，紧随马来西亚之后，远远超过亚太其他各国水平。
从20 世纪90年代趋势看，中国间接融资比重持续下降，直接融资的比重一直在稳步提高，但是由于期初的基数最高，到2001年仍然高于亚太其他国家的水平。总体来看，与亚洲危机国家一样，中国的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其垄断地位不亚于危机的始发国泰国的程度。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根源，根源在于政府干预使得中国银行体系步入一定的低效状态。中国的不良资产比例仅次于印尼，如此高的代理成本并没有减少银行的投资，反而由于政府干预而日益严重，银行更倾向于通过与政府进行交易的办法获得政府的保护，银行贷款的收益与风险的标准也受到干扰。信贷资源的良性配置与信号系统是否健全密切相关，但是由于政府干预银行贷款，使得上述信号系统失真，资源配置按照政府意志，而不是按照市场因素进行配置。这些都造成金融体系缺乏效率，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被累积起来。
银行体系的单一化和风险性使得中国开始考虑直接融资的渠道，直接融资还是得到较快发展。在90年代初，直接融资额不足所有金融工具发行额的10％，到2000年，这一比例迅速提高到46．87％的水平。但是中国直接融资工具主要依靠政府控制下的国债、金融债的发行，其次才是股票市场发展。
发展企业债市场迫在眉睫
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建立和健全信号机制，促进资源的配置是十分重要的。融资结构的转变可以有效地转化风险，但是并不能促进银行机制的改革，中国的金融改革不只是融资结构的转换。因此，减少政府对银行信贷资源的干预，保证信贷资源根据市场信号进行投资取舍，十分关键。
其次，根据亚太其他国家的经验，发展直接融资也是必要的。直接融资讲求信息披露的完整、完全和真实，因此在目前的中国银行融资方式状况下，股市作为一种公开市场的融资方式，能够较为有效地减少代理成本，增强信号机制，促进资源的良好配置。但是黑箱操作、信息披露不透明、上市公司作假等无疑增大了代理成本，而股权分置等制度因素也减少了投资者的偏好，因此健全信号机制、解决股权分置、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和惩罚机制十分关键。
再次，根据项目的不同收益和风险状况，十分有必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解决信息不对称必须用制度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来完成，核心是围绕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企业债券市场。公司债券定价包含了比银行贷款更能够反映市场的信号机制，从均衡的市场价格反馈回来的信息能够帮助企业做出正确的投资决定。特别是在存在中国式股权控制行为的基础上显得尤为必要。从下表可以看出，无论和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还是和新增银行贷款比较来看，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弱化的局面十分严重，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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