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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夏以来，各地连降暴雨，造成洪水泛滥，许多城市被淹。这里除了突如其来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因素外，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滞后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一些特大城市，在六七月间遇到几场大暴雨时，大水淹没了交通要道，造成交通大面积长时间堵塞，暴露出抗灾应变能力脆弱，公共设施建设存在不少问题。
据披露：“7.10”暴雨对北京造成数十处交通瘫痪的直接原因，是排水设施不完善，
管道配套建设落后。城区原有排水管道都是解放前设计的，排放标准低、能力差。随着城市建设速度加快，排水量已远远超过管线原有设计能力。大量雨水不能及时排除，交通堵塞也就在所难免了。
“老天打个喷嚏，城市就感冒发烧。”据反映，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北京、上海，全国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究其原因，很多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城市建设发展太快，公共设施建设没有跟上。事实确实如此。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地政府投巨资发展工业、商业和城市建设。一大批新兴城市拔地而起，高楼林立；许多大都市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改造，可谓车水马龙，繁花似锦。遗憾的是，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却相对滞后。不少新兴城市先天不足，设计时功能单一，缺胳膊缺腿，设备既不完善又不配套；经过扩建和改造的许多大都市无论是人口还是面积，都是成倍成倍地扩展和延伸，而公共设施大多是六七十年代的设备，有的甚至还在利用解放前或50年代的设备苦苦支撑使用。请问，这样的公共设施怎么能适应21世纪现代化大都市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呢？一旦遇上自然灾害，抗灾、减灾能力很差的公共设施则往往无能为力。
交通、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下水道等这些公共设施被称之为“城市生命线”，是保证城市人们生活正常运转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任何环节滞后或失灵都可能导致整个城市瘫痪。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大多数城市的“生命线”缺乏自我保障能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应与城市发展同步。这也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
公共需求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时，人们的公共需求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上。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就进一步产生了对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便利完善的基础建设、丰富多彩的文化教育等许多新需求。这就要求政府积极回应公众不断增长的公共需求，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创新，切实履行好政府职责，适时加大对公共设施建设的投资，强化城市功能，以达到方便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目的。
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全面规划，分步实施。否则，就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城市病”不仅得不到有效治理，还有可能扩散和蔓延，成为“常见病”和“多发病”。因此，那些至今公共设施仍然落后的大中城市，有必要对城市规划思想进行整体检讨。4月15日发生的重庆天原化工厂氯化气泄露事故造成9人死亡，其余15人得到了快速转移，有人说这是个成绩。但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金磊却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重庆主城的7个区有危险品化工企业69家。它们与数百万市民朝夕相伴，城市规划的这一严重缺陷是酿成灾害的根本原因。这么多事故隐患就在人们身边，不要说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就连生命安全也很难得到保证。面对这种情况，重庆市的领导者难道不应该对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做出新的全面规划吗？
增强城市公共设施的服务功能，除了方便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当自然灾害到来时，提高抗灾减灾能力，尽可能把灾害带来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的程度。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探索，城市公共建设和防灾管理体制、法规比较成熟。纵览国外现代城市防灾减灾的经验，尽管各国模式因国情不同而各具特色，但核心的内容是一致的。他们都有多元化、立体化、网络化的综合减灾、应急体系；都有一个以政府首脑为核心的固定的中枢指挥机构，并实施高官问责制；都有常设的专职及相关科学家、专业人员从头至尾参与减灾实践；都有严格而又高效政府信息发布系统及明确的政府职能。灾害大国日本是全球较早制定灾害管理基本法的国家，每年防灾预算占国民经济收入5％左右，目前拥有各类防灾减灾法律近40部。反观我国，到目前为止尚缺乏最高层次的国家减灾基本法。有关专家概括了两句话：硬件不硬，软件太软。
有人打了一个生动而又形象的比喻，把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抗灾减灾规划设计比作蜜蜂：一窝蜂群，蜜蜂的数量多达几十万只，这么多的蜜蜂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蜂巢空间，并不影响其生存繁殖，是因为蜜蜂分泌出来的蜂胶具有抗菌、抗病的功能。如果没有这种本领，蜜蜂早就被传染疾病淘汰掉了。此事给人以启迪：只有将抗灾减灾意识贯彻落实到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全过程中，做到“硬件很硬，软件不软”，城市机体才能长保健康和活力。
本报评论员：万贵生
《市场报》 (2004年08月27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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