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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8月22日，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纪念高潮。我认为，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是将他亲手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进下去。25年前，邓小平以他大无畏的精神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今天，中国的改革发展同样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
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在这些问题和任务中，有“三农”问题、国企问题、金融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差距、东西差距等等，它们正在成为制约深化改革的瓶颈。但是，就当前以及将来一段时期而言，我认为有两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着手处理：一是改革的公正性或者群众基础问题；二是政府的改革问题。
中国的改革被世人称之为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是避免了激进式改革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但是它也把那些最困难的改革留在后面，从而使得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利益主体会想尽办法来固化、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由于中国改革是一种借助于政府权力推进市场化的进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现象很普遍，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特别警惕那些打着改革和法制化的旗号，通过制定法律、规章的办法来维护既得利益的做法。他们昨天可能是改革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今天却成为改革的阻力。不少专家学者担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有沦为裙带市场或者说拉美化的可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前改革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就是社会的改革诉求因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改革的大部分利益而缺乏来自大众的支持，从而没有社会动力。这是改革面临的最大危险。
另一方面，政府改革滞后也是造成当前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这次宏观调控来看，与其说是中国经济的总体特点过热，不如说是失调更恰当。宏观调控中的很多问题都是改革的问题，与改革进程相关。如果政府的改革能到位，很多问题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比如，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般的商品价格和某些生产要素的市场已经放开，但是政府对土地、货币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仍然具有一定的主导权；我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初步形成，但是政府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尚未完全摆脱“投资主体”的角色；虽然大量削减了行政审批权，但在相关因素的制约下，尤其是部门利益的诱导下，有些重要审批权控制得更严，并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等等。从调控的实践来看，政府偏重于国有经济，离公平对待所有经济成份差距很大，也反映了政府改革的滞后。
可以说，正是上述改革的缺席使得我们推出的一些重要改革举措仍在风口浪尖徘徊，在某些方面甚至有陷入僵局的危险。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培育和加大对私人产权的保护，而且还要重点关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以及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进一步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问题。特别是要把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在设计和实施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公共资产，掠夺大众以自肥，以免社会滑入“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
过去25年，中国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使普通民众在改革中得到最大利益，成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从而取得他们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剧烈变化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日益突出，社会利益格局及相应的社会结构都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新阶段，为重新取得改革的群众基础，改革必须着眼于提高透明度，加快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并由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关注转向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使普通民众真正成为改革的受益主体。
惟其如此，才是正确的改革，也才是我们对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晓航／编制）（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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