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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
双休日，阅读刚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感触最大的是，农民工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崛起于中国，它拥有2．1亿人口，被命名为“新工人阶层”，促使我把以往一些零散的观察所得串起来再思考。
社会群体与社会阶层，从概念到内涵均呈质的差异。所指差异集中反映为后者的集体意识、维权意识、参与意识、组织意识非前者可比。对这些年特别是近一二年农民工的行为选择作分析，人们已可分辨并把脉到其中的质变趋势。
集体意识：据我在基层采访调研观察，东部许多发达乡镇，外来农民工人口已经多于当地户籍人口，由“本地”与“外来”所形成的“杂交”，一度造成社会治安令人头痛。自从这些年尝试着组建“外来农民工协会”——试行外来农民工自我管理的办法逐步推开，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融合加快，治安状况明显改善，本地人口对外来人口的认同度增加。一段时间下来，以地域划分的各类外来农民工协会对会员行为的约束力显现，渐成乡镇基层政权社会管理一个必不可少的好“帮手”。
维权意识：在浙江和苏南地区，外来农民工协会替民工合法维权的作用日益凸现。单个企业的劳资纠纷，地方政府往往请协会参与协调。农民工工资集体谈判作为合法维权新举最早出现于浙江，但最初的推广并不顺利，自从有了外来农民工协会的参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总体上，江浙一带民营经济背后的劳资关系（主要从拖欠工薪的角度观察）要明显好于国内多数地方。
当然，江浙一带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仍与多数地区相似，这些年一直呈整体下降趋势，至于基本劳动保护的“短斤缺两”现象则更为普遍一些。今年开春至今，东部几个省份闹起程度不同的“民工荒”，瞅着劳动力供求关系未变，许多人为此费解，愚以为，除了农业收益回升的因素，外来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当视为重要成因，是一个应当予以看好的新趋势。
参与意识：东部发达地区县（市）这个层面，外来农民工总量已普遍超过本地务工劳力。他们在为栖息地创造财富的同时，主动参与当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热情开始释放。譬如主动要求参选县乡人大代表，担任当地政协委员，入选劳模，诉求组建私企工会，担任地方党代会代表等等。另外，还有不少“外来妹”经竞选当上了定居村的村妇女主任。譬如，一个绍兴县，700来个行政村，村妇女主任中的“外来妹”已超过10％。在江浙的许多地方，这类事已构不成新闻，从意识进步的逻辑关系看，一旦外来农民工潜在的集体意识和维权意识被激活，势必激活他们的参与意识。
组织意识：首推农民工工会出世。去年9月中国工会“十四大”，首次将发展农民工入会写进报告，首次把农民工定义为“工人阶级新成员”。此禁一开，建筑业外来农民工组建工会势头最盛。以北京建筑业为例，今年元月首家农民工工会组建，到本月中旬，覆盖面迅即超过八成。至于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私企建立工会的事，早在2年前就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当然，究国内的总体现状，农民工工会的象征意义还大于实体意义，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状况——实现劳资关系的动态平衡，路还很长很长。
从群体到阶层，由协会到工会，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作为“新工人阶层”的崛起已晨曦初露，假如政策得当，这个“新工人阶层”必成为城市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建设者和受益者。相反，若政策失当，则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果真如是，在特定的社会政经条件下，则会成为一股“反社会”的“破坏力量”……
由此，从劳动立法、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规制、民工子女教育、维权途径、司法救济以及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人权）的落实保障等各个环节，城市社会正无从回避地面临着这个庞大新阶层利益诉求和利益保障的挑战。
生活在多元化的社会里，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前提，而社会的和谐从来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础要件”。如此利害关系下，作为社会主流人群的读者们，尤该从各自条件出发，为主张和落实农民工的国民待遇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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