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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皮杂谈
7月30日，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因病去逝，终年77岁。和半个月前同样在澳大利亚英年早逝的杨小凯相比，董辅礽先生辞世引起的关注令水皮感慨再三。
据出席董先生遗体告别的报社同仁相告，8月12日冒雨前去八宝山为董先生送行的人中既有经济学界的大腕，也有像他那样的社会活动家，年龄最大的已经90有余，围绕董先生学术思想为主题的追思会北京学界甚至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这样董老生前担任学术顾问的单位已经举行过多场，中国改革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依然在现场为如何为即将召开的研讨会如何冠名而相持不下。更有人统计，网上的“董辅礽纪念馆”已经有近9000人浏览，献花、上香、点烛等纪念留言的已经达16页之多。
一位前辈级的经济学家的去世何以会引起圈内圈外如此大的反应，又何以会引来社会公众如此大的关注？一般的人不清楚，但是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心中却明白。事实上，绝大多数知道董先生尊姓大名的都始自三年前那场有关“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大辩论。
2001年的2月11日，是阳历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天，北京的五位经济学家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突然联袂举行“经济学家和媒体恳谈会”，对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不久前刚当选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年度人物的吴敬琏先生提出质疑。为什么？用五位学者的话讲，中国市场即将出现大转折，在这种“危急”时刻，希望通过讨论和辩论，扩大共识，从而达到有利于资本市场正常发展的目的。水皮杂谈当时发表“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一文，分析这场辩论的性质：“梦之队和吴敬琏起急相当一部分业内媒体对此的关注是和今年股市面临的大环境息息相关的，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吴先生发表在年前的观点，令在年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而事实上，有关‘赌场论’‘全民炒股’也并不是吴敬琏的什么新思想，而是一贯的判断，问题就在于具有‘政策市’特征的中国股市在2001年迎来了第一个监管年。不但管理层、而且决策层对股市的取向和判断较之‘5.19’以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所有参与者都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而如何让市场平稳地接受‘软着陆’是很现实的问题，他们真的害怕吴敬琏此时此刻的此种说辞起到的不是雪中送炭的作用，而是火上浇油，彻底摧毁这个市场。”在此后发表的“吴敬琏只是出气筒”中，水皮更是直接指出，五位学者实际不是和吴敬琏过不去，而是想影响管理层的决策。
谁都知道经济学是显学，谁都知道学而优则仕，经世致用一直是经济学家追求的最终极目标，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之大是外界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对股市这样谁都没有治理经验的新兴市场。如果说“5.19”行情的诞生有着以萧灼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强大影响，那么始自2001年的暴跌就有吴敬琏为代表的另类经济学家的挤泡沫的烙印。因此，经济学家之间的论争与其说是对真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政策话语权的争夺。
董辅礽先生是如何卷入了这场风波的，至今是个谜。水皮和不止一位董先生的弟子讨论过这个问题，弟子们都苦笑回避。他们苦笑的原因之一是为导师而不平。因为参与恳谈的五位虽然都举着经济学家身份，但是名望和层次都相差巨大，不在一个档次。苦笑的原因之二是董先生的言论有些冒失，比如中国股市市盈率60倍并不高这样的论断。苦笑的原因之三是质疑的是刚刚以“经济学家良心”代表当选年度经济人物的吴敬琏，“两脚站在人民中间，嘴巴对准领袖耳朵”的散户代言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吴敬琏的反击轻而易举就粉碎了对他的攻击，吴敬琏在《财经界》撰文，提出两个观点，一是“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一是要‘警惕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此后召开的两会上，吴敬琏春风得意召开“什么问题都可以问”的私人新闻发布会，而同样出席政协的董辅礽先生则选择了沉默，他说“我不懂证券市场，没有什么可说”。
现在已经很难说当年的中国股市大辩论和此后的崩盘式暴跌谁是因谁是果，以中国经济学家的敏感，水皮只能把所谓的质疑看成是一种抵抗，对于今天低迷市况的一种抵抗。三年前的2月12日，上证指数(资讯 行情 论坛)是1961点，三年后的2004年7月30日，上证指数是1386点。这显然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大辩论，吴敬琏背上了一个唱空中国股市的骂名，董辅礽落下了一个60倍市盈率的话柄。最叫人为董辅礽先生感到不值的是，当年和他一起质疑吴敬琏的人，当年危言耸听中国股市到了最危急时刻的人，现在却一反常态在拼命抵毁中国股市的价值，拼命鼓吹全流通以推倒中国股市，和当年的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而董先生却一直在写“守身为士”这篇人生的大文章，一直在鼓吹资本市场的价值“有人说我是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说我有什么利益在股市，想封我的口，他们封不住的，我还是要说，证券市场能够创造价值。”和董先生相比，有人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水皮无缘结识董先生，但是编辑过董先生的文字，从董先生的亲历所为来看，他是一个恭谦的人；同为经济学家的辜胜阻先生早在1989年就和董先生共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从辜先生的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出董先生还是个刚正不阿具有强烈人格魅力的人。有人在网上议论董先生的学术地位，他们不明白早在1978年董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问题、颠覆了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他们更不明白早在1986年，董先生就站出来肯定温州模式，这不仅需要石破天惊的理论勇气，还需要超常的胆略；当然，他们更不清楚改革开放之初，董先生在政府部门享有的首席官方经济学家的荣耀和地位。
从来就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或自觉或不自觉为特定利益集团代言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董辅礽是这样，吴敬琏也是这样；经济学家要学以致用，影响决策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必要，关键是要守身，守住自己的节操，言行一致，以德服人。
君子喻以理，小人喻以利。在理利之间，在君子和小人之间，董辅礽先生身后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君子而不是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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