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新超越

　　“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滩说。这是他从1987年以来在上海过的第7个春节。一年多前的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刚刚正式启动。

　　“当时建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聪明，你们失去了一次机遇。”他说。

　　在邓小平表达他的遗憾和决心之前，上海已经悄无声息地做出了谋划。1984年上海市原副市长倪天增组织开展了浦东新区发展布局形态的课题研究。1987年6月上海市政府成立了浦东开发研究小组。为了加强与海外研究浦东开发学者之间的合作，当时还成立了上海浦东开发联合咨询小组，原市长汪道涵亲自担任总顾问。他是第一个提出研究浦东开发的市领导。

　　但是邓小平的到来才使习惯服从但又有着精明本色的上海人获得解放。“邓小平在上海的每一项活动，有的一本正经，有的看似轻松随意，背后却关联那个年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加快改革开放不动摇。”12年后，一家上海报纸这样回忆邓小平与上海。

　　12年后，聪明的上海人和他们的新派的政府发现，这座城市需要有人为之做出更为宏大的安排，与12年前相比，超越的拐点再次出现。

　　国际化都市 更轻还是更重

　　当上海以其魅力无穷和光彩四射吸引世人的目光的时候，上海政府却在为了它未来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实力而大伤脑筋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道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窘境：上海“不就像只光下蛋不吃食的老母鸡嘛；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

　　这当然是励精图治，寻求改革的先声，恢复和重振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成为了那时上海人的共识。但是直到浦东开发成为国家战略以后，上海才开足了马力。“在官方没有动作的时候，上海基本上按兵不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说。

　　1990年5月1日，在专门为浦东开发筹资做宣传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说，在今后的5到10年内，开发浦东需要投入几百亿元的资金，而当时来自中央的支持是5年内仅给上海提供65亿元资金，而且主要是贷款，大部分资金要靠上海自筹。因此，外国投资者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12年以后，时任浦东新区区长的胡炜宣布，浦东10年开发大约投资了3000亿人民币，32%是外资，30%是企业资金 ，30%是银行的借贷，还有8%是中央和上海市对浦东新区的投资。

　　聪明的上海人把浦东当作一张牌来打，这张牌是出给全世界范围内逐利而来的资本的。而在操作上，浦东、浦西的开发保持了同步，甚至是用浦东概念开发浦西。“浦东的地位与一般的开发区是有区别的，它是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飞地。”张军说。

　　一个浦东盘活了整个上海，上海市的学者和官员们在私下议论时都认为，浦东开发实际上是整个上海的复兴。一位上海市的官员曾经说，这座城市的历史几乎中断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有些重新往原来的方向走去。他所说的“原来的方向”，应该是指旧上海作为远东大都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或者，还有旧上海神秘和不可思议的财富集聚。乐观的期待普遍存在于1700万上海居民心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却曾语出惊人，把上海的经济增长模式比喻成“起吊机经济”，意思是，上海经济的成绩单主要依靠城市建设和外资投入，与浙江、江苏、广东的增长模式、原动力都不一样。上海的最近十年是外资进入最集中的十年。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的大量资金靠政府主导的土地批租获得资金，这是上海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方面。

　　2002年，当对上海的赞美“成为媒体报道恒定的四季歌”时，民革上海市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邱华云在一次论坛上的发言——“上海城市发展的近忧远虑”引起了关注。

　　他的发言要点包括：上海是否高估了申博成功效应：1992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世博会，亏损2.1亿美元；2000年世博会在德国汉诺威举行，有187个国家参加，本指望可吸引4000万观众，结果只有1800名观众到场，亏损10亿多美元；

　　如何预防可能发生的经济周期和房地产泡沫崩溃，上海近年以房地产为主带动的增长模式能否再继续下去��

　　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中如何体现上海作为大都市的胸怀。建立世界级大都市对大多数的上海人来说有什么好处。上海在未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上海如何在策略上避免“增长悖论”的发生？

　　2004年，当对于上海地产业的疑虑仍然无休无止的时候，上半年外商对上海市的投资增幅只有1.26%，与江浙两个相邻省份里十多个雄心勃勃的长三角城市继续放大的外商投资增量相比，上海怎么了？商务成本高企，制造业不具竞争优势，这已在两年前为上海市政府和学界所预见到。但是这一天是否已经来临。

　　“上海经济是否出现了历史拐点？”邱华云说，“上海在取得多次竞争胜利，明确世界级城市的目标后，应该看到上海的下一轮竞争对手不是伦敦、纽约、东京，而是上海自身。”

　　远虑虽仍存疑，近忧已有共识。张军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这个大都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它魅力无穷和光彩四射，正在进入“国际大都市”的行列。但是，当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赞叹上海的变化的时候，上海政府却在为了它未来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实力而大伤脑筋。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这个城市和上海的经济何去何从就一直成为上海政府内外的一个话题，并在学术界开展过多次的讨论。”张军说。

　　20世纪80年代，对上海经济结构的讨论就集中在上海是要发展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还是继续维持上海在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到了90年代，随着中央政府宣布上海的全方位开放和浦东新区的建设，将上海建成一个在国际上著名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设想得到了大多数人的首肯，并最终被认定为上海未来的经济形态。

　　但是进入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以来，随着南北地方政府之间为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技术的制高点的争雄升温，一场关于支柱产业和制造业升级的话题再次产生回声。支持上海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以及汽车制造业的论点占了上风，这个论点甚至提醒政府注意(制造)产业空心化对日本和香港经济带来的后果，因而其显得格外有说服力。这也就意味着，制造业仍将在上海的经济形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在7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上海时，再次强调了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2003年，在一次全上海工业企业和政府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市长韩正明确表示，上海要花大力气，建成国际大都市中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在上海的制造业精确定位上，大家需要取得一致认识。

　　统一这些矛盾的定位的是上海市政府“二三产业”两个轮子一起转的实际做法。

　　2003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8.4%，比2002年的51%下降了2.6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服务业年均增长保持在13.8%左右，但在2001-2003年的3年中，上海服务业发展增速不断变慢。不管是2003年的下降，还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首次下降。这样的数字直到2004年6月才由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寅首次向外界公开透露。

　　趋势在2002年就已显现，在上海市社科院编撰的《2003年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中披露，上海引以为傲的金融保险业在2002年已经出现了低迷不振的态势，甚至是负增长，是第二产业的提速增长有力的支持了整个经济增长，第三产业未能与第二产业“比翼齐飞”。

　　“所谓两个轮子一起转其实就是让两个产业互相补足，让上海市整体经济这个成绩单好看一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上海市政府官员说。

　　“上海经济历来的特点就是一个产业不行，另一个产业补足。”邱华云说。传统制造业衰落的时候，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服务业跟上，然后是房地产业，这两者后劲存疑的时候，上海又要向重型的制造业复归？

　　答案是极有可能，为内需服务的装备制造业会是上海未来经济的动力。上海市发改委综合经济研究所日前完成的研究课题《上海优势、均势、弱势、劣势产业的对策研究》获得了上海市政策决策咨询奖，这一研究聚焦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及其对上海的影响，结论是乐观的，第二产业中，上海在全国处于绝对或相对领先的行业中占行业总数的43%。

　　《上海综合经济研究》主编沈建新认为，过早地实施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战略，就像早产的婴儿，将会在上海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在上海未来的十年中，第二产业将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而上海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转变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发展轨道，最早需在2010年后才会开始。

　　张军则坚持认为，从开始反思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形态，到着力打造金融贸易中心与服务业的功能，再到提升上海的制造业优势，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上海今天的一种尴尬。

　　这是两个上海：它是一座向近代梦想复归的城市，又是一个财政联邦主义中的地方经济体；它是一座曾有着“远东第一都市”荣光的大都市，又是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中的直辖市，与周边的江苏和浙江具有同样的“地方”的行政地位。

　　选择“轻型”的服务业的上海得天独厚，因为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无与伦比的智力资源，上海在金融和贸易等服务领域的潜力和效率(即劳动生产率)惊人，非国内其他城市所能替代。但是，作为一个与江浙比邻的地方经济体的上海，当下必须选择重型，它担当着与江苏、浙江同样的经略地方的使命，一样要解决地方的就业、产值和速度。

　　“它(上海)一样有着管理投资的计委和管理工业的经委。这就是上海今天的尴尬和一切问题的根源。”张军说。

　　效率政府 小政府还是强政府

　　周正毅事件提示人们，在国有经济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公共权力的市场化，这将是上海公共部门过去和今后都将面临的重大课题。

　　1990年在上海审批一个项目需要盖148个图章，办事程序也极不透明。外商们告诉朱镕基，一些领域存在的官僚主义、工作效率不高以及腐败现象是资本流入上海的最大障碍。

　　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朱镕基提出设立“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的建议作为市政府决定获得通过。据说，上海这个为吸引外资而专门设立的直属省市一级政府领导的行政机构，是中国最早的简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后来，上海的这个“创造”在全国很多地方被广为应用。

　　1988年6月10日，上海市外资工作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即开始正式对外办公。

　　“但要打开局面相当不容易，朱市长希望的‘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显然会触动当时既有的利益格局。”时任上海市建委副主任的叶伯初说。

　　《今日上海》杂志1998年11月的文章评论说，朱镕基想借此树立上海良好的国际形象意志之坚决，从他为这个委员会配备的强大阵容可见一斑。担任市长的他亲自兼任主任，时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黄菊兼任第一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叶龙蜚任常务副主任，再由市计委、市外经贸委、市经委和市建委四大机构分管引资工作的副主任分别任委员。

　　一种权威由此产生，“所有外商投资项目一经这个委员会拍板同意，全市所有部门都必须通力合作，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推进。该机构的功能除了审批、管理以外，还兼具协调、服务的性质。”叶伯初后来回忆说。

　　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岂止是一个外资工作委员会。浦东初创之时，中央政府似有将浦东建成计划单列市的想法，但这种利益界定模式显然不会受到母城市的欢迎。1992年12月，浦东同样采用了开发区的“准政府”管理体制，成立浦东新区管委会和党委，由上海市一位副市长出任党委书记和管委会主任。而且，浦东留下了与传统体制并轨的接口，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准备在适当时机召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便回归“真政府”体制。

　　开发区“准政府”管理体制，机构高度精简，运行成本较为经济，在干部制度改革上也实现了有限目标，其优点早已得到了足够的论证。但在2000年，随着浦东新区人代会的召开，浦东新区变成了上海市的一个行政区，在功能和政策上与深圳一样，成为中国又一个庞大的特区。

　　通过高效率赢取发展机会的燃情岁月业已消逝，传统体制悄然复归，现在令上海市政府官员们不胜其烦的仍然是外界关于上海经济“强政府，弱企业”的辩难。

　　上海市副市长、浦东区委书记、区长姜斯宪多次对外表态说，“上海是强政府、弱企业”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理由是如果没有强企业，上海GDP是不可能十几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在姜斯宪看来，有理由对由技术官僚们组成的上海政府充满信心。比如在浦东区的七位正副区长中，人人都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其中有两位拥有MBA学位，三位有国外留学经历，还包括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对周正毅事件表态的同时说，上海国有资产总量大、布局广，用好、用活这笔宝贵财富，对于推动上海新一轮发展至关重要。上海国有经济的主导竞争力，是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支柱。这就意味着，尽管外界早存疑义，但上海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现有地位不容置喙。

　　其实对于这笔巨大的国有资本存量，上海市一直采取了谨慎持重的态度。尽管在改革之初，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等人就为上海开出了国退民进的药方，沉疴难起的上海经济经历了纺织业压锭，几十万产业工人转岗的艰难时世�熒虾Ｒ哺椅�人先地采取了“局改公司”的国资管理体制，但是国有资本的比重在上海经济中仍是半壁江山。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讲话则再次明确了上海经济结构的国有主导性质，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因而仍然举足轻重。随之而来的是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渐显狭窄，即使是上海市的官员也承认，上海的私营经济普遍存在“戴红帽子”、“穿防弹衣”、异地注册、虚报隐瞒真实经营情况等现象。

　　有上海学者认为，上海的“强政府、弱企业”之说，“弱企业”并不是规模、实力之“弱”，是指企业过于依赖政府。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主要干部是组织人事部门委派的，政府主管机构仍然习惯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下属的部门，因而许多经营者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作“企业家”，甚至自嘲是“一纸公文干部”，潜意识中“对政府负责”重于“对市场负责”，缺乏脱颖而出的激情。因此，“强政府、弱企业”的另一说法则是上海多“白领”，少“企业家”。

　　“习惯于配置资源的强政府要比热衷于招商引资的政府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张军说。

　　比如北京中关村滥觞于80年代初，始作俑者是一批“敢吃螃蟹”的科技人员，等形成一定气候政府才加以规划；而张江一开始就是政府规划的产物，1992年开发，1999年“聚焦”，政府搭舞台在先，企业唱戏在后。如果说创业者是中关村之母的话，张江之父就是政府。中关村的活力是与生俱来的，而张江的生命力需要后天补充。

　　“10多年了，在信息产业领域的上市公司中听不到张江的名字。”张军说。

　　也许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后卫”的历史沿革，小心翼翼的上海着重点依然是打造自己的效率政府，减少行政审批对于经济活动的干扰，同时用政府力量培养市场中介组织。

　　“香港政府经常被责怪缺乏远见和领导能力，上海的领导人却无疑是中国一些最具才干和创意的技术人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比起上海企业界，香港的商业界更具创业精神和效率。事实上，虽然政府偶而也会尝试偏离自由放任的传统，香港依然是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上海却似乎选择了由政府主导的新加坡发展模式。”高盛董事总经理胡祖六说。

　　“一些市场上的参数，包括地价和工资都受到了政府很大的干预。”张军说。

　　而周正毅事件则提示人们，在国有经济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公共权力的市场化，这将是上海公共部门过去和今后都将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样的领域里，标榜打造透明效率政府的上海政府顿感左支右绌。“由于动迁纠纷而引起的周正毅事件是促使这一系列政策(房地产政策)调整的导火线。有趣的是，对于上海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的问题，地方官员前后的观点和态度也有明显的变化。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局部的经济问题，而是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光大证券的分析师赵强在他的分析报告中说。

　　“上海市政府部门与其他地方的不同是，这里的周正毅只会出一个，随后有效率的政府就会用各种办法填补制度的漏洞。”邱华云说。

　　这个高效的政府被上海市的一些官员们形容为“聪明的乖孩子”，会在现有的制度资源下将效率发挥到极致。但是这座城市在对现状的亦步亦趋中也在期待，期待能够获取高于其行政地位的统摄长三角的龙头地位；期待能从与友邻城市的以邻为壑的招商大战中解脱出来；期待能拥有法治、开放的市场、透明度，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本，夯实成为金融中心的地基；期待重新拥有近代时独立的商人阶层。

　　这是座惯被人们赋予温雅性格的城市，但是人们也应该记得，这里是皇甫平的故乡，他(们)向极左思想发出了最为猛烈的反击；这里是邓小平1992年著名南巡的最后一站，由计划经济的后卫转为改革尖兵。“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那么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