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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7月上市以来，中银香港(2388)的企业管治频频亮起红灯。2003年上半年，因为新农凯的问题贷款而必须作出巨额拨备；然后，前总裁刘金宝被查出与上海富商周正毅的部分问题贷款有关，目前刘金宝已身陷监狱；最新的一桩是，公司主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丁燕生和主管计划及财务的副总裁朱赤因涉嫌将银行资金挪作个人用途而被停职调查。中银香港的这三桩丑闻都引发了很多关于中资企业(包括国企和红筹)管治问题的讨论。笔者不想在此重复这些观点，反而想分析一下香港证券市场对事件作出的反应。
高层管理人员挪用资金的丑闻曝光当天，即8月5日，中银香港的股价并没有下跌，反而跟随大市上涨1.9%。之后的两个星期，股价也没有象市场人士预想那样大幅波动，只是在不足3%的区间内波动(12.8-13.2港元间)；同时，其他的红筹和国企股也只是跟随宏观调控的消息而涨跌，没有明显受到来自于中银香港企业管治丑闻的压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堪称公平、公正的香港股市对这样严重的问题熟视无睹？非也。实际上，这件事恰恰反映出经过多年的建设，中资企业的透明度和企业管治水平已经“今非昔比”，开始逐步被香港的投资者接受。
回顾历史，中资股最严重的信心危机发生在1998年的广信和粤海事件期间。当时，这两家广东省的窗口公司一间破产，另一间要进行高达150亿港元的债务重组。总共340亿港元的亏空几乎让所有香港当地银行都蒙受巨大损失。那时，投资者对所有的中资股都避之则吉。经历长达3年的熊市后，大型中资股的估值甚至还低于一些香港当地的家族企业，这种情况直到2001年才出现转机，红筹、国企的成交量逐渐开始回升。
几年以来，在香港上市多年的大型红筹国企都没有发生重大的企业管治问题，而且很多国企股的业绩报告对信息披露非常详尽，与不少蓝筹股或优质企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透明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内地经济快速增长，公司盈利大幅度增加，吸引了像巴菲特这样的国际投资者来投资H股。大型红筹国企的公信力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很多企业在香港上市了接近10年，经过几起几落才学会了游戏规则。他们的投资价值已经广为香港投资者所接受和认同。因而，也不会受到中银香港的个别事件影响。
香港股市有一个特点———不炒新股。因为大多数新上市公司，为了达到上市标准，往往在上市前对资产进行精美包装。但是，纸肯定包不住火的，假的永远都真不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公众监督，一些原来潜伏的财务和管治问题就开始暴露，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和提升公司的透明度就成为日后这间公司是否得到投资人的认同的重要判断依据。
笔者认为，中银香港做得还是不错的。首先，它没有“家丑不外扬”的顾忌，将事件完全披露给公众；第二，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例如以全球招聘的方式来更换新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三，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提升信誉，弥补损失。2003年，刘金宝事件发生后，中银香港立刻组织了外部审核委员会对中期业绩和集团的贷款程序以及资产素质进行严格的审查，并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包括设立一名营运总监以及风险总监等等。
中银香港之所以能够采取比较果断的措施来整顿企业管治是与香港股市优良的公众监督功能密切相关的。试想一下，如果中银香港没有上市，此类事件发生后，很大可能也就是内部处理，撤职查办有关当事人，未必会劳师动众请外部的人员机构来作审核，也未必会更改企业内部架构。这样一来，没有切断问题发生的根源，问题只是潜伏了，没有得到解决。
身为蓝筹股，市场上每天都有中银香港的新闻报道，一举一动都备受传媒和公众关注，更有像股东权益活动家、香港联交所董事戴维·韦伯(DavidWebb)这样的人物不断地对公司的企业管治行为作出无情的鞭策和提醒。因而，中银香港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和蓝筹地位，只能不断提升透明度和企业管治水平。这种良性循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非常有利。我们可以看到，在香港这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公众监督(公信力)已经成为除了法律以外的一种外部驱动力量，促进上市公司自我诊断、不断进步。
目前，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将会在未来几年在海外上市。中央政府不断注入资金以充实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减低不良贷款比率，这些都令投资者大受鼓舞。然而，如果高级管理人员的素质仍然很差，内部又未能建立严格和有效的监控机制，笔者怀疑呆坏帐比率是否会重返以前的水平。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行为，只会造成更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笔者认为，国有银行应该以中银香港此次事件为突破口，尽快邀请外部人员和机构进入银行内部来改善透明度及公司管治，真正符合国际公众上市公司的严格要求。
尽管接连发生企业管治问题的确令人遗憾，然而，令笔者稍感欣慰的是，中银香港的透明度正在不断提高，事情似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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