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年代思想的年代_滚动新闻_财经纵横

改革的年代思想的年代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20日 04:00 中华工商时报

　　本报记者刘黄

　　从计划经济理论到市场经济理论的艰难探索

　　一个改革的年代，必然是一个思想的年代。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历程应该是对此的最好诠释。而这场大戏的总调度师和总导演就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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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难的推进一语定乾坤

　　著名的经济史专家赵靖如是描述20世纪中叶的中国的经济理论界，“没有什么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没有什么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个别问题上有不同见解的人受到残酷打击”。彼时中国有经济而无经济学、有经济学者而无经济理论。孙冶方主张搞社会主义也要注意价值规律，算经济账，算投入产出，增加财富。顾准强调从社会主义实际出发重视经济研究、重视经济规律研究。但两人都被作为异端遭受迫害。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经济理论界才找到了实事求是认识经济问题的路径。

　　1978年，无论如何，都是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标志即是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这次会议，使拨乱反正、思想的清理、生产力的解放和改革开放正式提上中国的历史日程；也是从此以后，经济理论以及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经济科学进入了启动阶段；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和争论，具体经济问题的实践从此展开。

　　最为敏锐的“计划与市场”因此成为最开始被涉及的概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底是不是商品经济”，自然也被首当其冲地涉及。

　　1979年春天，美丽的无锡，春江水暖，莺花草长。理论界一次重要的会议———“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在这里举行。负责本次会议纪要的经济学家晓亮，当时还年轻，他回忆：“这次会议是最长的一次，开了一个多星期。”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

　　作为主持人，主持了这次有400多位学者参加的、中心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大讨论。孙冶方之外，参与这次会议大讨论的，几乎囊括了当年的各位经济学大家，包括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蒋学模、卓炯、孙尚清以及当年尚属少壮派的刘国光、董辅、张卓元、吴敬琏。

　　会上气氛很好，有人提出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对不对？社会主义价值规律能不能发挥根本作用？经过热烈的讨论，在这些根本的理论问题上，很多学者取得共识：会后这些方面文章广泛发表，形成声势。

　　“一提到改革开放，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马上摆上桌面，不可回避。”晓亮说。

　　1979年3月，《光明日报》刊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的报道介绍理论界的两种意见，报道说，一种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而另一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如果与之结合，就会导致资本主义抬头”。此时，“市场经济”四个字还属洪水猛兽。

　　改革需要理论，理论需要突破。而在中国特定环境下，这种突破需要权威人物的一槌定音。

　　邓小平在几次关键时刻果断的论述，让经济理论能够艰难却坚定地推进。

　　1979年11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即将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在起草酝酿中，正是此时，邓小平果断、明晰地阐述道：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他还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

　　一语定乾坤。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功莫大焉。经济学家何伟对此高度评价说，“很多经济理论虽然并不是邓小平发现或提出，但是邓小平慧眼识珠，英明肯定。比如真理讨论，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运筹帷幄，果断决定，能马上排除理论研究中的阻力，他是个决策人、拍板人。”

　　中流勇击水大浪遏飞舟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思想的发展史整体看就是一部论争史，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的过程。活跃的思维和争论与过去的沉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理论的争论之一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后深化为社会主义有没有市场经济。1981年，有官方的理论权威曾经把经济学家按思想倾向分成四类，从计划经济的第一类到主张市场经济的第四类。

　　坚定的计划经济派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是指令性计划，这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重要体现。他们还一针见血地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落脚点仍然是商品经济，计划经济被抽掉了”，而“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的提法“事实上让宏观调节被架空，成为了‘梁上君子’，结果仍是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些批评一直延续到1984年夏秋之际。

　　阵营的另一边是改革的学派：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市场派人物马洪，由于特定的身份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马洪组织人写文章，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他找到了吴敬琏等人写出论文，批评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肯定社会主义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并由马洪将此亲自送到“上

　　面”；于光远、董辅、童大林等十几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召开会议，坚决主张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写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会议简报也直接递往决策高层；社科院刘国光等经济学家、国家体改委当时都在积极写文章，向上报送材料。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这次的争论暂且划上句号。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应用价值规律，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也标志着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至此以后，经济学界的改革派将讨论引向深入，“市场经济”被水到渠成地提出。于光远、杨坚白、卓炯、韩志国、晓亮、何伟等不少学者领先突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底线，提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大胆论述。

　　认识在实践中统一

　　1984年，尽管有大的理论突破，市场经济的提法仍是讳莫如深。1988年前后，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政治条件的变化，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被抹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此时，微观经济改革也提上日程。吴敬琏强调物价改革，1988年底发表文章《物价改革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吴敬琏是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一员大将，有很重要的建树。而同为市场派的重量级人物厉以宁强调，改革应从企业改革切入，明确提出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方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厉以宁在北大的课堂上多次设坛开讲，讲授“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问题”，历数传统企业弊端，大力张扬企业股份制，由此得到“厉股份”之称。

　　1990年夏，在最高层主持的一次会上，薛暮桥发言最长最激烈，会后据此手写长文，批驳了计划经济派的观点。1991年9月16日，《经济参考报》理论部召开座谈会，邀请了多位改革派学者参加，并配发一整版座谈纪要，此后一连12天，在一版下面每天刊登一个发言。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又一次一语定乾坤：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发展当是硬道理

　　什么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在中国经历了十年的论争，从1984年到1992年，直到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最关键的话就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理想所追求的目标。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打破了“姓资姓社”的禁区，解决了发展生产力问题。“三个有利于”也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化：股份制、私有制取得了合理地位。特别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被邓小平所澄清。

　　自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市场经济改革，至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中国市场经济框架终于建立起来。理论的澄清带来改革实践的突飞猛进，市场的培育、市场体系下的宏观调控和市场主体的企业改革，由此一步步走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外围渐进核心，政治体制改革浮出水面……

　　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要在实践中深化，尽管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操作中还有摸索，但毕竟中国经济理论迈出了及其巨大的步伐。

　　显然，只要中国有发展问题，经济理论就会有新的进步和突破。到2030年、2050年，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能够检验今天的理论？也许起码再过50年到100年，中国进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中国人民的最终目的。（20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