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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夏天，无疑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冬天”，对于部分的民营企业而言，也许可以称之为“冷的出奇”的寒冬。随着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措施的陆续出台，市场温度陡然回落，行业投资管制扩大，电力运输资源瓶颈限制加剧，融资渠道方面更是大幅度刹车……，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似乎猛地打了寒战，甚至也有个别民营企业在突来的凛冽寒风中悄然消亡。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企业家信心指数调查报告，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31.5,比第一季度下降7.4。其中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公司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是129.9、145.3和119.6,分别比第一季度下降9.9、9.7和14.1。民营企业家对于未来所面临的压力是远较其他企业高管更为更沉重和严峻的。这不禁不使人回想起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华为在2000年时所经历的那场“华为的冬天”的情景，虽然这有着宏观层面和微观个体的区差别，也有着主体上主动危机认识和被动无力接受的差异，但从“寒冷”和企业个体的利害关系而言，对企业对民营的企业家是具有深刻启示的。
必须承认，即使中国最优秀的民营企业群体，由于历史、环境、经历和企业家自身等等原因，在这突然来临的寒潮面前，大多数不仅是缺乏足够的抵御能力，也更是缺乏清醒的预见和危机意识的。这种忽视所依存的最主要若干条基本原因在于：
———民营企业在战略和制度上的缺乏，善于从项目的巧妙运作和机会的乘机把握里获取超额利润，乐于“短融长投”地玩弄所谓资本运作，也因此在实际的操作里缺乏信用和诚信。在过多地体验快乐的刺激同时，“狼来了”的提醒总是显得多余了。
———民营企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维持了和政府的亲密关系，这也可能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尴尬局面。但过于对政府的依赖不仅存在市场信息、政策信息的不充分和误解，更可能陷入到寻租和裙带资本主义的胡同里，多位落马富豪如冯明昌、戴国芳即是如此。
———民营企业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错误认识，包括他们对通用电气（GE）片面理解：崇拜其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浑然一体，觉得产业资本一定要向金融资本进军，一定要做到产融结合。他们认为GE就是产融结合的一个典范，并以为产业整合能够依靠自己的金融公司通过复杂眼花缭乱的关联交易来提供资金的支持，例如哄然倒下的德隆系以及资本市场上曾经威风一时的林林总总的某某系们。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在这场寒冬里也有不少企业提前身着了“技术棉衣”或“资金棉衣”或“市场棉衣”，活下来了甚至活的很好，例如业绩稳定上升的美的，手握大把现金的SOHU，真正走向国际化的华为……毕竟，中国企业里还是有着不少的优秀份子，如同中国的好日子仍将在寒冬后继续一样，他们能在变化的环境里保持持续的增长潜力。尤其是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民营企业群体里，在冬天的考验里也体现出了企业的优秀价值和竞争力，也许这些优秀的中国民营企业正是中国未来的社会财富创造者。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仅仅凭着度过了一个或两个冬天就来判断企业的优秀价值与否是不够的，对于企业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周期，真正持续有效的棉衣还在于“制度的棉衣”。在美国管理学大师吉姆·柯林斯所著的《从优秀到卓越》一书里，美国《财富》杂志历年的世界500强企业中，能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企业只有11家，而卓越的企业和优秀的企业差异在于前者的高瞻远瞩的组织性观点和持续成长的长期绩效，将公司能力、人力的激情和利润回报有机融合，而差异的来源是体现了制度创新的制度。
辞世不久的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曾经有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演讲———《后发劣势》，该文主要是论述了落后国家在对发达国家的模仿中，难以模仿制度，而倾向于单纯的技术和工业化模仿，其结果常常是短期内取得好的发展，但长期的发展则留下隐患，从而是“后发优势”可能演变成为“后发劣势”。若将其观点引进到微观经济的企业理论中，对于中国广大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而言，制度的后发优势在企业竞争的层面较之技术、工具等更具有实践意义。
在2004 年盛夏的“企业冬天”里，我们似乎该为下一个冬天准备好我们的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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