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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时评鲁宁
今天——公元2004年8月18日，后人撰写当代中国银行改革史必将其记录在案。
从今天起，中国内地首家“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在浙江杭州正式开业（相关消息见昨日《东方早报》Ｂ1版）。
浙商银行由该省13家民营企业集体控股85．71％，国有股权在该行只具“象征意义”。从排序上讲，浙商银行之前，中国内地已有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充其量只能位居第13位。然而，前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均有政府或政府公司控大股，从构成现代商业银行基本产权制度的要求衡量，它们还很难说是“市场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当然，它们比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产权安排还是有所“进步”），至于拿它们与民营商业银行的基本标准相度量则更是相距甚远，把“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称谓授予浙商银行，绝无溢美之意。
首家全国性民营商业银行降生浙江，并非偶然因素使然，它与浙江省政府强烈的金融开放意识大有关联；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则为该行的降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资金基础”和“市场基础”；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气使浙江人对认准的事（改革的事）有不达到目的决不言放弃的“马蝗精神”。据我所知，浙商银行的“壳”缘自于中外合资的“浙江商业银行”，该行组建于1993年，控股股东包括南洋商业银行，放在那个年代，它同样属于敢为天下先的“产物”。正是基于一系列的“必然”，浙江民间与政府齐心携手，持续数年“说服”金融监管部门，最终为浙商银行领来了牌照。
多年来，民营银行难以在中国内地落脚，许多人将其归结为民营银行自身的风险控制难题和监管部门的“政策障碍”共同使然，这些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其自身的“隐蔽性”而遭人忽略。这就是现有银行利益主体或明或暗的从中“阻挠”——一个既有的受政府保护的金融市场内，作为“存量”存在的各种利益主体必从本能上排斥“增量”的出现。所以，“增量”要降生，与“存量”之间还存在着“桌面下的博弈”。“增量”之所以经反复博弈而首先降生于浙江，还与“存量”的“让步”（包括管理层的“放心”）有关系。我没有故弄玄虚——“存量”最终作出“让步”，起点在于浙江现有各类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的赢利能力相对较强，不良资产率在国内最低。这些经营业绩的取得则又首先得益于浙江的市场化程度在内地最高，大部分金融资源已经通过市场配置。有了这个前提，“存量”们不是特别惧怕因出现“增量”而将要带来的挑战与竞争。
观中国内地正在加速的金融改革，假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能够顺利上市，则属产权革命的“过渡环节”。令我深信不移的是，最终，中国内地的银行制度和整个金融市场，必然与“国际主流”实现接轨。浙商银行的降生是加快金融改革的最新信号，随后会有第二家、第三家、第Ｎ家民营银行的梯次跟进……循着中国改革的渐进式轨迹，当“增量”壮大到可与“存量”平分秋色时，“存量”也将脱胎换骨。
浙商银行作为内地金融改革的一根新标杆，其现实和历史意义无须多言。本文收笔前，提醒浙商银行务实经营、审慎运作。如此这般，为浙商银行自己，也为内地的整个金融改革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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