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失衡呼唤社会政策改革_滚动新闻_财经纵横

发展失衡呼唤社会政策改革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9日 09:12 中国经济时报

　　——中改院“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改革形势分析会”综述

　　本报记者柏晶伟

　　日前，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以“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为主题，在京举办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设部、中国科学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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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科院等机构的20余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我国经济转轨中出现的社会发展失衡问题进行了讨论。

　　社会矛盾加剧导致不可持续发展

　　宋晓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在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中，社会公平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议论了，当时称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在社会物质财富比较少的时候，大家急于增加物质财富，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蛋糕”的做大，“蛋糕”分配也越来越不公平。研究社会和经济整体状况就不难发现，不是说物质财富丰富了，这个社会就能够稳定发展，封建社会要比奴隶社会富裕，但是其斗争却更加激烈。当前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过于注重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不够注重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可持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资源问题，由于社会矛盾而导致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加应该引起关注。

　　田小宝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　：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在亚太区国家都在关注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在经济发展中保证社会公平，并制定了一些社会政策。大家一致赞成，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护或社会保障，任何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公平问题

　　不仅仅是分配政策问题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关于社会公平问题，有一种误解，认为社会公平就是一个分配政策问题，好像只要有一个好的分配政策，社会公平就能够实现。实际上，真正的社会公平是建立在社会力量均衡、有效制度安排和相关组织形式基础上的，是一个整体安排的结果。

　　社会公平问题包含很多的内涵，比如城乡问题。城乡问题给人们一个印象，世界各国都有，我们国家严重一点而已，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现在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城乡差距是6倍，世界倒数第二位的莫桑比克是3倍，就是说，我们比世界倒数第二高1倍。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独特的问题。

　　中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变成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这是一个奇迹。解释不平等问题的基本理论有三种，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市场造就不平等；第二是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再分配造成不平等；第三是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占支配地位的机制造成不平等，次要机制缓和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市场造就不平等，原来社会主义国家中再分配导致不平等，作用是反向的。我们可以看出，最基本的问题是这两个机制作用的方向是一致的。再分配造就不平等，市场也造就不平等，是这两个因素在同时同一方向起作用造成了中国的不平等奇迹。

　　迟福林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现阶段出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分化，强势群体虽然人数少，但是由于掌握重要权力或者占有大量的公共资源，不仅能够很好地维护自身利益，而且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改革决策，使规则的制定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很低，在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容易成为牺牲的对象。

　　李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传统社会结构最不合理的是金字塔结构，现在中国是一个丁字形结构：农民阶层形成一个大横杠，其他阶层依次向上。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中国怎么解决城乡问题，农民的基本问题不解决，分配问题就无法解决。这究竟是这几年形成的还是长期形成的﹖我怀疑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这个结构，只不过毛主席使用了特殊手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将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抬得很高，暂时缓和了矛盾。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现实问题。真正解决两极分化不是政策能解决的，两极社会的结构无法调整，这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这不是一两年的收入分配政策能调节的。

　　陈淮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市场经济从来消灭不了穷人，它是消灭富人的机制。要站在矛盾冲突的前沿去解决问题，别拿两头的问题去对比，最穷的一头和最富裕的一头打不起来，最冲突的是两个利益相交易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重新分配那部分，要格外地注重城乡结合部，特别是城市扩张中的冲突。要注重社会公平不仅仅是这个人群和那个人群直接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对抗，还有很多，比如说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隐性的部分对社会利益的配置影响非常大。比如说通货膨胀上三、五个百分点，农民的利益就直接受到了损失，而富人则无所谓。

　　改革不到位，是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

　　迟福林：改革不到位，尤其是政府改革滞后是造成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不能把改革的成就估计得过高，因为许多改革还远未到位，有的还没破题，有的还是“禁区”，尤其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

　　葛延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　：我国目前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问题都极为突出。初次分配主要是机会不均等。另外，更值得反思的是再分配政策。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体现再分配职能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政策改革和调整基本都是不成功的。多数社会保障制度事实上都有逆向转移支付特点；在教育、医疗卫生方面，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曾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被一些国际机构誉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但现在却变得非常不公平，也非常没有效率。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核心是社会政策改革和发展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这些年来，经济领域尽管有问题，但是总的还是朝着一个好的，或者目标清楚的、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在社会政策方面，却几乎没有一项可圈可点。

　　社会政策出了这么多问题，其根源在于决策体制。美国一位学者提出，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疗保障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医疗问题太复杂，但是中国选择的是最坏的，仅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看，就决定了中国选择的制度一定是个坏制度。看看决策谈判桌上都有什么人：有财政部门的代表，他们说财政负担太重，必须减轻财政负担，降低投入；有企业代表，他们说企业的负担也太重，必须减轻负担，减少支出；有医院代表，他们说成本无法降低；有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代表，他们说必须维持收支平衡。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消费者却没有代表。这种谈判，博弈的结果不用想，就是一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医疗政策如此，其他像教育、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等等一系列政策出问题，都是如此。换句话说，之所以普通百姓的很多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得不到保护，甚至受到严重损害，就在于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利益代表。

　　丁元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政策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千万不要再用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当前最担心的是，虽然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新的科学发展观，但是中国在过去25年的发展中，过分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这种巨大的思维惯性，特别是政府这种行为惯性可能会使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一些部门和地区继续用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各个部门用经济政策来替代社会政策，因为他们理解的社会政策就是投资，解决社会问题就是制定投资政策，然后各个部门分钱，并为分钱而打架，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要发展社会组织

　　宋晓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贫困群体是少数就好办，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占有财富的只是少数人。如何维护一般劳动者的权益﹖应发展社会组织。比如说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去跳楼、去自焚，或者把欠账的人全家杀掉，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或者，靠我们各级政府去为农民工讨债﹖显然不行。不光是农民工需要组织起来，雇主也需要组织起来，资本家、企业家也需要组织起来。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过去政府配置资源转向市场配置资源，现在的官办企业越来越少，民办企业越来越多，行业组织的作用就非常大。我们在经济上已经打破了高度集权和高度垂直指挥的制度，市场主体已经形成，要在市场的各种主体分化后建立一种对话机制，这样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问题。

　　葛延风：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合理的社会组织体系与利益协调机制没有形成，但不合理的利益集团分化却越来越突出。中央和地方各算各的账，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追求；在同一级政府之间的不同部门，也各打各的小算盘，强烈追求小群体私利。也就是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并且制度化。所以，要进一步改革，还必须抓住根本的体制问题。

　　丁元竹：对自由权的掌握，对自由权的发挥和使用，是国际上讲的社会公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当前农民工没有这种自由权，这就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