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本书编号：JC490 该书自序：

　　一、关于这本书

　　在上本书《潜规则》里，我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那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后来，我继续追寻这种能力的踪迹，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 规则。在追究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前人未曾命名的事物，草拟了一些名称，如灰牢、白员、隐身份、刘瑾潜流等等，并写了专门的介绍文章。在这轮追究的最后阶段，我碰到了更深层的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本书最后完成的几篇文章，提出了血酬和元规则等概念，这些概念代表了我力所能及的深度。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这个道理很浅显，却可以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如果再引入一些因素，一层一层地推论下去，还可以解释书中的其他概念，成为贯穿全书的基本逻辑。因此，我把“血酬定律”当作书名。

　　“元规则”这个概念比“血酬定律”提出得更晚，也更加深入。这个概念触及了生命、生存资源和资源分配规则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的原话是：“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如此简略地点到，只能算探针的一刺。不过，一针刺出，我感到了心脏的抽缩。全身随之扭动变形。以前所写的文章顿时有了不同的意义，原先想定的本书结构也改变了。

　　从生存竞争的角度看来，那些有生命的个体或团体，投入自己或他人的性命，动用各种策略，争夺生存资源。竞争造就了资源分配的规则体系，在体系中的真实位置又注定了个体或团体的性质。依据这种看法，本书的文章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官，合法暴力的代理集团。他们对生存资源的占有，这个集团的性质和扩张策略。这类文章有三篇：1、刘瑾潜流，2、县官的隐身份，3、灰牢考略。

　　第二类：民，农工商生产集团。他们对环境的适应，生存策略和结果。这类文章有四篇：1、庶民用暗器，2、出售英雄，3、硬伙企业，4、洋旗的价值。

　　第三类：“贼”，仰仗暴力谋生的非法团体。包括三篇文章：1、地霸发迹的历程，2、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3、白员的胜局。

　　第四类：文化梦想中的暴力：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第五类：综合。暴力竞争的计算逻辑——生命与生存资源的换算，条件的改变导致结果的改变，暴力对规则的决定作用。这类文章有三篇：1、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2、命价考略，3、正式规则与潜规则切换的秘密。

　　本书目录就是按照上述方式编排的，但是把相对枯燥的综合类提到了前边，以便读者一上来就可以俯瞰全局。所谓全局，其实也是“打哪儿指哪儿”。这些文章的写作各有初衷，前后相距三年多，结构是后来追认和拼凑的，难免有牵强之处，聊胜于胡乱堆放而已。

　　与《潜规则》比起来，我觉得本书又深入了一层，开掘的范围也有所扩展。但本书的开掘又有不够系统完整的感觉，好似描绘全豹身上的斑斑点点。这都是功力不足又急躁冒进的缘故。我对中国历史全貌满心好奇，按捺不住地做过各种想象，三年前还根据管窥到的斑点拼凑出一幅草图：《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这幅草图是个人临时性工作假说，随着对元规则的了解，随着对牵连着生产力的破坏力的了解，我已看出草图的不足。若干年后，这张草图应该绘制得更精确，更少猜想成分。但我舍不得丢掉全局性视野，姑且把草图附在书后，权充后记。

　　另有几篇文章，读来还有些意思，也一并收入，是为杂编。

　　二、补说元规则

　　“元规则”这个词，我在杰弗里·布伦南和詹姆斯·M·布坎南的《规则之理：宪政经济学》中初次看到，英文原文是“meta-rules”，用以称呼那些决定或选择规则的规则，位于更高和更抽象层次的规则。这种区分，让我感觉眼睛一亮。

　　我家最厚的英文工具书是《英汉辞海》，里边查不到这个词。大概杜撰不久，尚未流行。根据前缀meta-的通常译法，这个词可以译为“元规则”。元是初始、首要和根本的意思。

　　元规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规则之理》第七章中，布伦南和布坎南先生谈到了正义性，谈到了同意的广度和强度，还谈到了多数原则。作为生活在民主宪政国家的公民，他们这么说当然不错，但在我这个遥远的读者看来，却句句别扭，满心抵触，闹得几乎读不下去。中国历史清晰而强悍地告诉我：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不对。他们的说法，只有加上苛刻的限制条件之后才是对的。

　　我留心看过《大明律》的制订过程，也留意过明朝初年更高级别的法规《大诰》如何制订，如何实施，如何失而复行，又如何架空撤消。制订《大明律》的时候，几个大儒参照唐朝的法律，一条一条地修订，一条一条地草拟，朱元璋又一条一条地品评，修改，改了又改，最后立为天下法。但是皇帝本人并不遵行，另外编撰了一套个人色彩浓重的严刑苛法《大诰》。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即位，放弃了《大诰》，随后被自己的叔叔打败，夺了帝位。新皇帝上台，又恢复了《大诰》。在这些来回折腾中，决定和选择法规的规则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晚清的频繁变法中，这条元规则再次清晰地显露出来：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无论胜利者是洋人还是女人。

　　那么，正义在什么地方呢？多数同意又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可以说，正义就在草拟法规的大儒的心里，就在审定法规草案的皇帝的心里？皇帝得了天下，意味着他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而多数人所以拥护他，又因为他代表了正义？

　　这种回答拐了个弯，已经不是针对规则制订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了。而且，拐弯后的答案依然成问题。成吉思汗的铁骑践踏了欧亚大陆，生杀予夺，随心所欲，只是因为他掌握了最强的暴力，与常规意义上的正义和同意并不搭界。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到处立法，充分体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元规则：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

　　更进一步说，什么叫正义？正义又是如何决定的？儒家教义被赋予宣示正义的正统地位，这本身也是暴力最强者的选择。

　　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曾经审查儒家经典，他读到孟子的一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话强调了社会关系中正义的交互性，并无不妥。但是，朱元璋正是一个“视臣如土芥”的君主，他怒道：“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朱元璋下令撤消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同时下令，有为此而谏者，以大不敬论。后来，皇帝又命令儒臣重编《孟子》，删去85条，被删除的都是一些强调民比君更重要的文字。明朝科举考试，用的就是删改后的《孟子节文》。

　　再往远说，在中华帝国的源头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体现了暴力最强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权。细读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他劝皇帝独尊儒术的基本逻辑，就是强调儒术合乎皇家的根本利益，如此选择对皇帝有利，对天下有利，不如此将重蹈秦朝的覆辙，等等。

　　即使汉武帝做出了独尊儒术的决定，在实际操作中，他的孙子汉宣帝也非常明白地训诫自己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依然把儒家的王道当作次要的统治手段和装饰，并不全心服从。

　　或许根本不必寻找历史证据。简单的逻辑可以告诉我们，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来，问对手想死想活，任何争执都不难解决，任何意见都不难统一。暴力可以压倒所有规则，反之则不然。

　　这种逻辑所蕴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选规则的时候，拥有让对手得不偿失的伤害能力的一方，拥有否决权。死亡是最彻底的损失，所以，暴力最强者拥有最高否决权。

　　总之，逻辑和历史经验共同告诉我们：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暴力最强者的选择，体现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对正义的追求。暴力最强者甚至可以选择并修改正义观念本身。当然，平民并非不重要。在长时段上，平民的选择和对策，从热烈拥护到俯首帖耳到怠工偷懒到揭竿而起，可以决定暴力竞争胜利者的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选择者的兴亡荣辱，从而间接地影响统治者对法规的选择，间接地影响正义观念和统治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

　　三、杜撰新词

　　禅宗和尚说，觉悟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经过多年努力，我好像进入了半生不熟的阶段，看什么不是什么。

　　打个比方说，在钦定的社会权利图上，县官占地一亩，平民占地一分，奴婢占地一厘。也可以倒过来说，占一亩地的就是县官，占一分的则是平民，占一厘的就是奴婢，等等。山是山，水是水，历历分明。

　　然而，县官悄悄扩张自己的权利边界，将平民的实际权利压缩到了两三厘，父母官和子民的关系也逐步转向主奴关系。这时的父母官便不再是父母，子民也不再是子民。那么，实际成色不过二三成的子民应该叫什么呢？叫子民还是叫奴婢？在纯度渐变的系列上，哪里是性质突变的临界点呢？这类问题经常让我犯难。

　　我们知道，人的能力和意志存在巨大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能力和决心也在不断变化。刁狠的县官可能把某些平民的权利空间压缩到一厘之下，尚不及法定的奴婢；而狡猾的奴婢又可能将实际权利扩张到一两亩地，超过寻常的县官。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就描述了给宰相看门的家奴的实际身份。

　　如果考虑到行为主体不仅是一些个体，还包括了家族、团体、党派、阶级之类的社会集团，实际情形就更加复杂多样，而且“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错综多变的真实地貌已然如此复杂，观察角度和观察距离又增添了一重变化。于是，小山头可能高过钦定地图上的三山五岳，一条暗沟的流量也许超过钦定地图上的大江大河。放眼望去，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那么，请恕我不顾逻辑地强问一句：不是山的那座山，到底是什么山？不是水的那道水，又该叫什么水？

　　据说，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对白色有详细区分。我们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们眼里却有丰富的层次和色彩。他们可以用丰富的词汇描述我们视若无睹的差异，譬如阳光之下的白和背阴处的白。他们之所以能看见我们视若无睹的东西，因为他们有相应的语言和命名。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所以有那些语言和命名，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没有留意的东西。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语言和命名既是认知的成果，又是认知的工具。

　　儒家的规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了许多东西。晚清至今，西方思想大举涌入中国，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和命名系统，在开辟新视野的同时，也难免留下新的盲区。对于上述凝聚了巨量人类智慧的命名体系，我们不能不敬重，不能不学习，但是又不能敷衍偷懒，靠在前人身上吃现成饭。

　　近一两年，母语中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命名，多次给予我巨大的启发，在先民智慧的引导和帮助下，我借用或改造了一些来自民间的词汇，还杜撰了一些词汇，称呼那些未经正式命名的山川雪原。祖国语言是一座宝库。先行者要在雪中行走觅食，不得不去细看，不能不去强说，不得不努力理解那些事物之间的关系。看、说和理解的成果，积淀为母语的词汇和叙事，其中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我希望，浸透这种智慧之后，我会像实践者一样明了事物的真相，达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成熟境界。

　　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国家，正在努力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和脚下的地质构造，我们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猜测和描绘这些构造。我们被迫回顾历史，探询当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回顾和理解的努力之中，一个更加吻合大型文明悠久经验的概念体系将渐渐浮现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我一直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个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观念体系准备钢筋和砖瓦。

　　欢迎读者批评指教。我的电子信箱是：[e-mail]

　　吴思

　　2003年6月11日

　　精读片断：

　　刘瑾潜流

　　吴思

　　一、千年世界级巨富

　　我在“中青在线”网站读到一条2001年4月9日发布的消息，标题是《千年最富50人 中国6人上榜》，全文抄录如下：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报日前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过360亿美元的汶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出现时间前后横跨800年，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还说，如果按征服土地来计算，在职业一栏是“征服者”，财富来源一栏是“掠夺”的成吉思汗可称“天下最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中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明末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

　　清朝的和珅被查出贪污白银达2．2亿两。

　　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学成回国后，迅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其妹宋美龄嫁于蒋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为当时中国与美国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说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鉴是十三行的买办，他继承了当时只得少数人获准经营的丝绸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几百万银元。

　　这种大视野看起来很痛快，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但我恰好留心过刘瑾的家当，也抄录过与明朝国库有关的一些数字，看了刘瑾家的金银数目便感觉疑惑，似乎数字太大了。至于明末国库的白银存量，更是错得离谱，张居正改革十年，国库丰盈，太仓（专门存银子的国库，又称银库）的白银储备不过600万两，亚洲华尔街日报却说刘瑾一家就有725万公斤，竟敢说明朝破败时还有200万公斤，其误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祯真有这笔相当于二十年中央财政现金收入的白银储备，何至于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缴获这一大笔银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国大举搜刮，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隐约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数字，李自成打下北京，发现太仓里只剩下二十多万两白银，不禁感叹道：这么个大国，只有这么点银子，岂能不亡？——我查不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了，姑且摆在这里，仅供参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不错，怀疑翻译错了，就上网搜索原文，结果在 The Wall Street Journal(WSJ)的网站找到了出处。翻译果然有些小错。下边是我选译的刘瑾简介(注1)：

　　刘瑾（1452-1510）

　　社会地位：宫廷太监

　　财富来源：渎职

　　财产：金银

　　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瑾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处死时，他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译者注：折37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3360公斤），白银2.59亿盎司（译者注：折805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725万公斤）。作为对比，明朝倒台时皇宫国库只有白银3000万至7000万盎司（译者注：确实可以折为200万公斤）。不过，关于刘瑾的财富的报道可能被严重夸大了，因为历史学家们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们：太监干政时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并不想在数字和细节上较劲，要紧的是刘瑾荣登千年世界级最富排行榜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刘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潜藏在中华文明光辉表面下的大东西。我想深究的就是这种东西。华尔街错多错少并不要紧，只要在刘瑾“富可敌国”这个关键点上没错，我的深究便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几步，想算算账，折成人民币算一算，搞清楚刘瑾家到底有多少钱。我估计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对此感到好奇。

　　这一追还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来华尔街提供的刘瑾家产数字大有根据。

　　我总共找到了三组数字，第一组就是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我明白，数字太大了让人眼晕，多两个零少两个零早已没了感觉。这么说吧，华尔街的这个误差，仅仅白银这一项，就超过了明朝全盛时期国库白银储备的六倍。这可不是小错，如此大刀阔斧地削减刘瑾的家产，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条命也丢了。

　　这第一组数字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十三，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卷三。《明通鉴》说王世贞也引用过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均为明朝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正当壮年，36岁，中进士十余年，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这样的人写起刘瑾来，如同今日在财政部和最高法院干过的人，以高级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写陈希同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辈小子怎敢不洗耳恭听？

　　第二组数字见于《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清）赵翼说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这个数字大约只有第一组数字的五分之一，但赵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这本书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称，我等晚辈也不敢不重视。

　　第三组数字属于滑头数字。《明通鉴》卷四十二列举了第一组数字后，对比了汉朝董贤的42亿钱家产，梁冀的30亿钱家产，都比刘瑾差了一个数量级，作者夏燮因此怀疑对刘瑾的家产高估了。于是《明通鉴》宣布与正史保持一致，给了个“金银累数百万”的说法。“累数百万”，到底是一百万还是九百万？是金是银？单位是斤还是两？这里的每个差别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过去，这样的数字实在没法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态度，一概选择小头，说刘瑾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几百万呢？就选个最少的二百万吧。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得势，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白银还不足二百万两。从1522年到1532年，太仓平均每年的白银收入恰好是二百万两。

　　根据会计工作的谨慎原则，我这里采纳第二组数字。不喜欢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结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个数，只要不超过五，就不算胡说八道。而担心后代御用文人将刘瑾妖魔化，拿刘瑾当替罪羊，宁愿保守至极的人，只要记住刘瑾的家产和国库每年的白银收入相当就行了——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八亿人民币。

　　根据第二组数字，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我们就不算“他珍宝”，再把黄金按当时的常规一比七折为白银，刘瑾的家产总值为6750万两白银——比张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实起来的太仓还要多十倍。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在当时的平常年景，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米，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注2)。我刚刚上网查了，2000年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够格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国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荣智健，身家为10亿美元，不足刘太监的三分之一。

　　我们再冒说一句。有超人之称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有多少钱？《福布斯》杂志说他的家产为113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诚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这两年让那些IT暴发户挤下去不少。假如刘瑾活着，他的排名恐怕还要下降。只要我们像华尔街那样选择第一组数字，也就是把刘瑾的银两乘以五，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便是1274亿人民币，约153亿美元，比李嘉诚还要多40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诚比下去的第一组数字，但足以把三个荣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组数字就不好不信了。刘瑾一流的巨富，即贪污受贿渎职而成的巨富，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孤立现象。前边提了一句汉朝的董贤和梁冀，积钱至三四十亿。明朝前有王振，后有严嵩、魏忠贤，其家产清单开起来也是一长串大数目，我就不拿这些数字烦读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刘瑾还富。“中青在线”引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他有2.2亿两白银。我还见过更大的数字。据籍没其家产的清单记载，和珅有赤金58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地产8000余顷。另有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等库多座。没收的财产总计估银约8亿两，少说也顶四个刘瑾。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收入为银4359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注3)。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见同代人的感觉也支持了富可敌国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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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作者：吴思 出版日期：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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