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子明
如果可以将法律制定得非常缜密，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如同套用数学公式一样，只要将各种案件套入不同的“公式”，就能够得出确定无疑的结果，那么，我们的司法效率一定会有一个飞跃式的进步，而司法成本亦会因此大大降低。但这种理想的模式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律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往往落后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也就存在着
不折不扣的不确定性。
法的不确定性往往令判决难以有准确的答案，且大大增加了司法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证券市场中，为何投资者维权的难度会这么大。近期发生的一则案例，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国首例投资者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山东省投资者张鹤诉ST渤海虚假陈述案，历时两年三个多月，终于在今年8月3日有了判决结果。虽说该案中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有证监会行政处罚为依据，而投资者张鹤购买该股票后实际发生损失9420元也是事实，但张鹤要求ST渤海赔偿9930元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获得法官的支持。原因是张鹤无法拿出确凿而又有力的证据，证明其发生的损失与ST渤海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实，投资者维权难并不止于这起案例，像ST东方、银广夏等多起投资者诉上市公司的民事赔偿案件也都是举步维艰。自2002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出台后至今，投资者诉上市公司的民事赔偿案依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里面除了有明显的地方保护色彩之外，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法律本身也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
以ST渤海案来说，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原因很多，仅从大类来划分就有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之分。按照我国法律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让投资者在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股价中拿出确凿的因果证据，证明其发生的损失就是由于ST渤海的虚假陈述行为所致，不管是从举证成本，还是从实际的可操作性上都存在着极大的障碍。其结果必然使投资者的维权成本骤然大增，也严重阻碍和打击了投资者维权的积极性。
正是法的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且不可避免，使得具体的司法成本越来越昂贵，并且效率也大受影响。当前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有效降低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将一些不确定因素通过转移的办法，令投资者的确定性因素增加。在这方面，举证倒置和集团诉讼则是目前可以选择的两个最好的方案。只有这样，才能使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成本大大增加，才有利于遏制上市公司造假，以及侵害投资者利益事件的屡屡发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