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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国明：
中国传媒业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应该说传媒业的发展有喜有忧，从喜的角度来说，社会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把传媒推到社会舞台的这样一个中心性的位置上，这样一种重要性。我们从十六大之后，党中央一系列关于传媒的决议、会议、讲话以及相关的一些做法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对于传媒业这样
一种改革和开放、发展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经营层面来说，中国传媒业发展本身也确实有很多利好的消息，比如说去年，2003年中国广告金额首次突破1000亿人民币这样一个大关，成为社会发展以来标志性的发展。但是也有很多值得忧虑的现象，产业的发展，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对现实的一些关键问题解决的基础之上。我记得汤以炳曾经说过一句话，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和应对挑战的措施，事实上无论是哪一个事业，哪个产业，它的发展都是不断解决现实问题的，冲破现实困境，从对问题的解答过程之中来获得它的成长，获得更宽阔的舞台。中国传媒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梳理，当然可能是挂一漏万。
从传媒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扮演角度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传媒业已经提出了所谓知情权和社会信息安全保障这样一种非常紧迫的、非常现实的要求，我们中国传媒业过去整个的体制构造，政策规定以及运作模式，实际上都是紧密地围绕着如何来承担党和政府喉舌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种功能发挥建构起来的。所以对于社会信息安全保障，对于知情权的保障，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当时的党和政府主要的领导人对于这样一种要求的意识和意志的坚决程度，所以有时候会出现，或者经常会出现一手软、一手硬，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一手非常硬，但是如何保障社会的知情权，保障中国老百姓的信息安全，这一点有的时候有很大的疏漏，或者说甚至会出现一些危机性的情况。
实际上在我们看起来，媒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环境守望这样一个信息安全保障者的角色。由于过去历史的传承，过去我们经历过一段时期主要是以计划体制为特征，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成为一个全能政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来主导和管理控制的。因此，作为这样一个全能政府也掌控着所有的权力资源，也包括信息资源，那时候信息资源也包括对社会某种程度的释放，这种释放，这样一种信息新闻的社会分享，很大程度上第一目的是为了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实现舆论导向、实现社会控制这样一个目标、目的来加以释放的，因此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一种新闻传播，不如说是新闻宣传。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实证，很多议题设置原本应该由我们主流媒介设置，议题设置是媒介的主要功能，但是因为媒介的某种把关限制，某种约束性的条件，这一两年、两三年社会的主流话语的表达、议题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网络，也就是说受到体制约束相对宽松一些的网络媒介加以设置，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从南丹事件，到段志刚事件，到去年年底的宝马撞人案事件，网络媒介逐渐由过去的边缘化游戏性的、时尚性的、可有可无转化成为社会大众话语表达，公共话语表达当中最重要的平台、最重要的媒介，这不是网络媒介在中国发展比世界上更加优秀更加进步，而在于我们传统媒介这种体制的约束，造成了相对弱势化、边缘化这样一种环境，这样一种现实。所以在这方面实际要求有很大改变。
我们国家的媒介，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来贯彻和落实我们国家传播媒介对于社会的这样一种信息安全保障的功能和承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90年代中期崛起的那一轮新兴城市报，以都市报为代表，新兴城市报纸的崛起，所提供的内容、功能、效用、价值到底跟传统的机关报有什么不同，实际对传统的机关报的模式形成了现实挤压，使传统机关报在90年代报业这轮新形式的崛起中形成边缘化，它所使用的秘密武器或者提供的价值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实际就是为社会提供了过去机关报比较缺乏的环境守望信息安全保障这样一种质料和这样一种价值。
但是用平衡的方式进入到社会复杂的问题和复杂的矛盾当中去的时候，这是一种基本的手法，类似的手法有很多。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要求，要求媒介方要做出更多有智慧、创造性的报道模式，资讯的分享模式，来适应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在经营方面，媒介面临很多的问题，虽然有很多的好消息，有很多的繁荣的表象，但是在表象之后有很多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来提升媒介的载体，作为广告载体经营价值的问题，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谢谢各位。
苏纲宪：
刚才喻教授做了精彩的演讲，每年我们都举办一次论坛，每次都会请喻教授在重要的阶段做阶段性的报告，正如喻教授一本书的名字，我们史坦国际·中国传媒论坛忠实记录了中国传媒改革和嬗变的轨迹，我们非常感谢喻教授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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