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全国经济普查 基层资金人手两紧

　　在首都北京，从2004年8月1日起，经济普查正式拉开帷幕。

　　参与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范围的经济普查活动的，有大约5万名普查员。北京市统计局一位官员称：“全市78万个单位都要走一遍。要把以前估算的数据变成实实在在的数据。”

　　这次普查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摸清第二、三产业的现实状况，为宏观调控提供尽可能准确的各类依据。外电说，这将是中国“重拾统计诚信”的一次机会。

　　显然，要把握好这次机会，与北京的“大手笔”相比，中国的不少基层地区的安排，压力更大一些。这主要基于基层财政上的困难。

　　“包括7名抽调过来的，我们共有18名统计员——进行经济普查就靠这18个人；需要的统计经费，按照上面的规定，70万人口以下的地区，按每人2元钱拨付；70万人口以上的，按每人1．5元拨付。但能落实的可能还要少些。”湖南省邵阳县统计局长张雄强对《财经时报》说。

　　邵阳县位于湘中偏西南，县辖22个乡镇、3个农林场，是人口近100万的贫困大县。

　　不过，它并不是湖南省最穷的地方。在该省10个国家级贫困县名单里，并没有邵阳的名字。

　　中国有2500多个县，其中有36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像我们这些贫困地区，能用的经费相当少。何况‘端人饭碗，听人使唤’，行政权和财权都受制于地方，要保证数据真实，还要费些力气。”另一位贫困县的统计局长对记者明言。

　　经费短缺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文件，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到位。

　　“像我们这样的穷县，政府发工资都比较困难。”湖南洞口县统计局长杨平泉向《财经时报》说。洞口已经开始经济普查的准备工作，但是经费相当紧张，“要解决这个问题，得慢慢来”。

　　有一位县统计局长甚至向本报表示，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经济普查就不做了。

　　衡阳市统计局核投科科长谢明菊讲，当前的情况是，财政状况好的经费多，财政困难的经费少；政府领导重视的经费多，领导认识不够的经费少；统计局长活动能力强的经费多，活动能力欠缺的经费少。

　　“对于争取到经费多的地方，当然是件好事；对于经费拮据的地方，只能量入为出，普查结果便是可想而知”。

　　谢明菊认为，对经济普查经费的筹集，中央政府必须通盘考虑。她的建议是，地方缴纳两税时，可追加一定比例，作为普查的经费，集中到财政部，然后再全额下拨。并且，应当“确定一个最低预算标准”。

　　人手不足

　　邵阳和洞口都是邵阳市的下属县。因为在市里开会，《财经时报》没能联系到邵阳市统计局长肖曼辉。

　　肖局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组数据：邵阳全市原有196个乡镇统计站，至2002年底，基本上名存实亡，仅有专职统计人员11人，占5．6％，其他94．4％是兼职统计人员。

　　在兼职统计人员中，有33人兼两个职务，占17．8％；有152人兼三个以上职务，占82．2％。“甚至有个别乡镇由司机兼任统计工作”。

　　数据表明，邵阳市196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下辖29个村（居）委会，最多的90个村（居）委会。“但没有一个乡镇有计算机用来处理统计报表。乡镇统计人员把每年的12月戏称为‘统计黑色月’，把普查年戏称为‘统计克星年’”。

　　在邵阳市专（兼）职统计人员中，平均统计工龄1．9年。占63．8％的统计人员从事统计工作不到一年；23．8％的乡镇统计人员一年内要换两三次；35．2％的乡镇统计员表示不愿从事统计工作。

　　政府统计部门人手不足，不少基层企业的情况也不很乐观。比如，在邵阳市，在452户国有和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中，没有一家设立专门的统计机构，只有20％的企业配备了专职统计人员。

　　看领导脸色

　　安徽省涡阳县统计局魏绍军则指出，影响数据真实，最重要因素在于统计部门处于“无权无钱，需要看人脸色的地位”。

　　在县乡主要领导的眼中，统计部门既不像工商、税务、财政部门那样“能为地方增加收入”，也不像公安、检察、法院等强力部门在维护地方安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统计部门只是生产数字的单位，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加之县乡统计部门作为全额拨款单位，自身没有收入，各项业务活动的开展完全要靠财政拨款”。

　　在人员经费上受制于地方，基层统计工作则很大程度上听命于地方领导。“统计数字成了某些领导手中的气球，要大便大，要小便小。”魏绍军表示了与前述县统计局长同样的担忧。

　　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县级统计部门必须与税务、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一样，实行垂直领导。“县级统计部门人员很少，若实行上划，难度并不大。而且一旦县级统计部门实行上划，人员、经费、数据质量这些长期以来困扰县级统计部门的难题，便可找到解决方法。”魏说。

　　作者：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