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士虎
十三
我站在嘉业堂藏书楼门前的平桥上，不由产生了一种近似朝圣的心理。眼望着清静而优雅的园林，耳闻远处市井喧嚣的噪声，思泉涌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它创造了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又创造了纸和印刷术，本来应该由此催生一个书籍的海洋，传播华夏文明。但是，长期的封建统治者几乎不间断地迫害文人，野蛮的战火又接连不断地焚烧着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时时蚕食着易碎的智慧，这不是历史的悲哀吗？
只要是民族的智者，就会对书籍的保存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他们知道，只有书籍，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类文明的太阳。只有书籍，才能让悠远的历史连成的缆索，成为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书籍是知识分子的生命和精神的象征！可是，历代很多文人学士终年辛苦地抄书、藏书，但清贫的读书人到底能抄、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历经几代而不流散呢？当然，宫廷里有很多书，但往往毁于改朝换代之际。因此，历史的重托只能指望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这种人最好是达官显贵，有足够的财力能搜集书籍，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能管理好藏书，有超前的理念和谋划能使藏书代代相传……
南浔“四象”之首刘家，就出了这样一位藏书家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晚年自称嘉业老人。幼年就读于南浔镇上的浔溪书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秀才，候补内务府卿。因刘镛的长子刘安澜(紫回)29岁故世后，刘承干便以“承重孙”的身份继承了长房的家产(堂名尊德)。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清廷废除科举后，刘承干“学而优则仕”的迷梦彻底破灭，便以极大的傻劲钻进了书籍的王国，潜心于学术和收藏、刻印古籍。
1907年，湖州陆心源?宋楼被日本东京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购去，刘承干震惊之余引起理性思考。他痛惜官场的黑暗与混乱，欲在刘氏家族所崇尚的儒家观念范畴中去探求文化的定位，寻找“李愿避世，乱治不闻”的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时，别人是“瑰货骈集，人争趋之”，而刘承干却独步状元坊书店，遍览群书，满载而归。之后，当地书贾携书前来找他者络绎不绝。当辛亥革命的烽火燃起时，刘承干又趁大批古籍抛出之际，先后“照单全收”买下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和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余家藏书。江阴的缪艺风(参议)和诸暨的孙问清(太史)，还将他们手中的宋元精刻版本卖给了他。
鲁迅在《阿Q正传》中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辛亥革命期间，南浔也有革命党进城的，可镇上的宦官富商却大多往上海跑，躲在外国租界里避难。他们几乎都恪守“大隐于市，小隐于乡”这一条生存哲学。意指大灾大难来了，就逃到都市(上海)避难；小灾小难时，却在乡野(南浔)隐居。而此时刘承干收购到的大量书籍，堆放在上海的寓所如山一般。他毕竟与鲁迅“未庄”上的举人老爷不同，文化人始终不肯安分的灵魂促使他想营造书籍的安居之所，虽不像《韩非子.刘储说左上》里的楚人那样做精美的兰木柜装置，但也得考虑如何才能保存好这些精神的“财富”。我们如穿透那历史的烟云，可以想象并追溯，从清代中叶起，南浔镇上就有刘桐的眠琴山馆、蒋汝藻的密韵楼、张钧衡的适园“六宜阁”、严之照的芳草馆、庞元济的“半画阁”重楼、周梦坡的梦坡室等私家藏书楼，当时南浔藏书之富，珍本之多，不仅为湖州之冠，且名满苏浙，蜚声海内。但到了民国期间，这些藏书楼已被岁月的风雨摧残殆尽，只留下些许意味深长的疑问，在文化的课题里周旋不散。
“窃好斯文”的刘承干鉴于前人藏书“聚而旋散”的教训，并受苏东坡所说李公择的书不藏在家中而藏在原来住过的寺庙僧舍的启发，遂于1920年初冬破土，1926年岁尾竣工，在南浔刘氏家庙、义庄旁边建造了嘉业堂藏书楼。当时的刘承干，在上海滩成了一种名为“脉望”的蛀书虫，十里洋场的每个角落乃至江南偏僻之地，他无时不在寻觅中国古书的魂灵。累计集书约60万卷，16万余册。他的收藏不仅典籍宏富，而且精椠秘笈，世间不经见之书插架森森。宋椠元刻、稿抄本及地方志的大量收藏，可以说是其三大特色。据华东师大周子美教授(曾任藏书楼编目主任)生前回忆，刘承干曾给他算过一笔账：建造书楼十二万，购地二十万，聘人编、校、抄、鉴定等十万，总计八十万。可见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花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
半个世纪之后，刘承干的一位孙女留学德国，看到慕尼黑图书馆里藏有线装书，就问：有没有中国嘉业堂刊刻的书？工作人员说有，不过借阅这种书是要收费的，而且不是按册计价，而是按页计算的。可见其影响远非那个“八十万”了。但是，现在有人说，一张光碟可以存入一座巨大的图书馆，藏书楼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潜台词似乎是：不光藏书楼没有必要存在，别的许多东西都可以不必存在。虽然在文化信息密集的网络时代，藏书楼的重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保护是何等的悲怆和神圣。
我仰视着藏书楼门额上的大字，怎么会不充满对先贤的敬重？今天的读书人，在生命本质上也可算现代文化的建设者，但从遗传因子来说又属于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可以称为嘉业堂藏书楼精神的繁衍者。我站在那里，怯步不前，不断拷问心扉：你为此做了些什么？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文化心态的书生？
(未完待续)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8月16日 第十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