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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有主义·杨吉
“我们能期望香港这样的城市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投射什么样的光呢？这个问题可以被换成另一个更具‘后殖民’眼光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把上海看成一个像香港一样的殖民城市？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区别难道仅有西方殖民化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当李欧梵在《双城记》一文中发出这样的质疑时，狄更斯的“双城记”便几乎失去了已
有的语义。
“上海与香港：双城记”，或是“上海和香港谁会取代谁”，李欧梵无意于表层的文化解读，也无心于庸俗的意气之争。相反，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一个城市需要一个“他者”才能被理解，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她们都应该处于一种互为“他者”的关系之中加以理解。“新上海建设是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的复制，而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老上海为蓝本”，这便是对李氏“双城记”作出的最为“直切”的概括。当然，对一个讲究思维开放、重视多元文化、追求治学乐趣的“狐狸型”学者来说，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重构一座城市，以及用“学术／杂文”相互杂错的文本来作为叙事载体，这或许是李欧梵当初撰写《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的冲动。
按照他的学生同时也是该书翻译者毛尖的话来讲，这是一本极其严肃的批评专著。李欧梵以此书向他心目中伟大的瓦尔特·本雅明表示了最大的敬意。他用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注视巴黎的激情注视着上海。但是他也警醒地与本雅明的批评框架保持适当的距离，毕竟，20世纪的上海已经完全不同于19世纪带拱门街的巴黎。咖啡馆、电影院、舞厅、跑马场、百货公司、外滩建筑，甚至还有《良友》期刊、“亭子间生活”，当他一一罗列着出这些消费表象的同时，一个自由、敞开、亮丽、惊艳的“摩登”上海在美学意义中隐喻地出现。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为这本书所写的介绍文字中有这样一段：“他使读者了解到，仅仅存在于形式、形象和意念中的现代意识是如何流通的。本书对这个悲剧性的都市在大时代中的生活，描写细致精妙，而现代意识的流通过程亦同时在我们的眼前展露无遗。”李欧梵认为文化史家的使命在于探索“文化想像”，而它本身又可以被界定为集体感性的轮廓和文化产品的意味，于是文化史家的身份注定要对这种文化产品的社会和体制语境，以及构建和交流这种想像的形式作出反思。
小资式的怀旧，体验式的漫游，以及散发式的解构，李欧梵举重若轻地呈现、勾勒着一张摩登老上海的文化地图。并且，他还试图证明这些摩登享受，这些近乎颓废的带着色欲的都会娱乐，有着“现代性的精神内核”。在后记中，他讨论到了上海和香港的“双城”关系，这两个城市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彼此照见自身，既此消彼长，又形影相随。通过这种在历史维度展开的观点，我似乎读到了作者的一种暗示：我们应该将当年的摩登上海和当代的中国建设作一镜像式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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