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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的投资率为39%，达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消费率仅为55.4%，创1978年以来25年里的最低水平。对此，有学者认为，我国投资率逐年上升、消费率逐年下降，经济风险在不断增加。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在我看来，持这样观点的学者，之所以这么看问题，往往是将中国的投资、消费比率与发达国家的投资、消费比率进行直接比较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由于中国和发达国家所
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将中国的投资、消费比率与发达国家的投资、消费比率进行直接比较是不合适的；我国投资率呈上升趋势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较强的相关性。
首先，我国投资率呈上升趋势，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相一致，符合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显现的规律性。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就注意到，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绝大部分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和储蓄率在很长时期内都有所提高，这种趋势是由于人均产值的普遍提高所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人均GDP平均增速达到8.1%，在这种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资本形成率出现上升趋势是合理的。
其次，我国投资率呈上升趋势，与我国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密切相关。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进程可分为起步、加速和成熟三个阶段，其中城市化率从30%上升到70%的阶段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在城市化的加速阶段，投资率往往呈现出上升趋势。1998年，我国城市化率跨越30%关口，在短短的5年内，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40%，提高了1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符合城市化加速阶段的特征。在这一阶段，我国资本形成率出现上升趋势是合理的。
我国人口数量庞大，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即意味着要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如果城市化水平从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50%，需要将约一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如果新建城市去容纳这些人口，需要新建100万人口的城市100座！这么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生活，需要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的投资量是一个天文数字。
再者，我国投资率呈上升趋势，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直接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分别达到6.8%和7.1%，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快速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较之改革前明显加快。1978年到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16.1元上升到1943.3元，增长了15.7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311.2元上升到6510.9元，增长了约20倍。
在80年代城镇居民衣食消费基本得到满足和家用电器迅速普及之后，90年代住行消费需求增长加快，而农村从8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建房热潮，90年代以后农村房屋建设质量显著改善。1978年到2002年，农村人均住房面积由8.1平方米增加到26.5平方米，增加了2.3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6.7平方米增加到22.8平方米，增加了2.4倍；其中农村人均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由1.22平方米增加到7.69平方米，增加了5.4倍；这是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几年，城市居民购买轿车的数量迅速增加，1998年以来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的轿车数量上升了3倍多，与此相关的道路和停车场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
此外，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工业部门需要大量的投资也是推动投资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1998年到2002年短短的4年时间内，我国国有企业和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增长了大约30%。与此同时，工业企业人均装备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最后，我国投资率呈上升趋势，可能与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阶段有重要联系。观察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成份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是，建筑安装工程部分在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呈现出较快的下降趋势，设备工器具购置所占比重呈现出随经济周期波动而波动的情况，但稳定程度稍高一些，而其它费用部分在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造成这种结构性变化趋势的原因则在于，80年代以来我国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的增速略微慢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速，而其它费用部分的增速明显快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速。1981年到200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速为21%，建筑安装工程投资的年平均增速为20%，而其它费用部分的年平均增速高达28.4%，其它费用部分的高速增长造成其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
进一步分析来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发生的其它费用由土地取得费、前期工程费、施工工作费和建设单位其它费用等构成，相对于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发生的费用，其它费用增速较快，可能与我国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土地、项目前期工程费用市场化程度提高，相关费用增加有合理的成份。但总体来看，这类费用中有一部分是与固定资产投资没有直接关系的费用，相当大一部分甚至直接转化成了收入进而转化为消费，只是根据现行的统计方法计算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之内。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体制转轨与我国投资率呈上升趋势有重要联系。
虽然笔者认为我国投资率呈上升趋势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不否认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存在部分行业过快增长、投资率偏高的问题。首先，尽管估计趋势的方法有多种，但无论用何种方法计算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的趋势值，2003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都高于趋势值；其次，从我国投资率的绝对值来看，目前已经接近于40%，即使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也明显偏高，尽管由于各国的统计方法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会对投资率的绝对值产生一些影响，但这也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偏高的一个依据。不过，笔者以为，虽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存在部分行业过快增长、投资率偏高的问题，但参考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我国近几年投资效率出现了下降，提高投资效率是改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所在。上海证券报国家信息中心张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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