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经济特区

　　本报记者李富永

　　经济特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其形式有自由贸易区、加工出口区、科学工业园区、综合性特区。世界上第一个经济特区是1547年意大利的来亨港。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兴起，出现了技术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区，如新加坡的裕廊、马来西亚的宾槟城、美国的硅谷等。

　　鼓励支持首开先河

　　创办深圳经济特区的提议，始于1979年4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的人士提出，要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实行特殊的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进一步向邓小平汇报，希望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

　　邓小平听完汇报，很感兴趣。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过去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的提议。

　　对于经济特区，邓小平十分关心，多次给予具体的指导，提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能够影响和带动国民经济”。

　　在创办深圳经济特区的基础上，邓小平等领导人，还听取和采纳了原招商局掌门人袁庚的建议，由招商局在深圳创办了“特区中的特区”———蛇口工业区。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一时传遍全国，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

　　力排非议支持实验

　　邓小平对特区的关心和爱护，表现在他多次视察和题词。他对深圳特区的题词，使饱受异议的特区正式得到了肯定，促进了特区人的闯劲，而且还使特区制度扩大到沿海14个大型城市。

　　1984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带着“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的想法来到深圳。先后听取了深圳市委负责人和蛇口创办人袁庚的汇报。期间，深圳领导多次请邓小平题词，对深圳予以评价，都没有答应。在深圳走了两天后，1月26日乘船去珠海，先后视察了7个地方。

　　在珠海，邓小平欣然题词：“珠海特区好”。这是邓小平到广东后的第一次题词。深圳领导人听说后，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深圳是第一批特区中的第一个，其他特区的做法，都是学深圳的。更何况当时的深圳，正在承受着各种各样的舆论压力。

　　深圳领导人忐忑不安，特派市委接待处处长张荣跟随邓小平一行到了广州，寻找机会探摸口风。邓小平知道后，欣然挥笔：“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张荣拿到题词后，疾步冲进电话间，向上司报喜“题了”！“题了”！

　　小平同志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视察深圳、珠海后，邓小平来到厦门经济特区。当时兼任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的邹尔均等，向小平汇报了特区三年建设的情况和特区未来规划、发展构想；并向小平提出了两个请求：特区范围太小（仅湖里两点五平方公里），希望扩大到全岛；第二，厦门管理方便，希望办成自由港。

　　邓小平对于这两个请求，未置可否，只是点头微笑。邹尔均请为特区题词，则满口答应，欣然挥毫，一挥而就：“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在即将离开厦门的时候，小平对邹尔均说：“你提的两个问题，我带回

　　去，让第一线的领导来决定。”

　　对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非议很多，有人还发来一本《租界的由来》的小册子，似乎办特区就会办成租界、殖民地。有人还指责厦门为美国一烟草公司来料加工“骆驼”牌香烟，是“卖国主义”。特区发展遭遇的阻力之大，一般人难以想象。

　　小平回京后不久，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谈到此行视察三个经济特区的情况时表示，厦门认为特区太小了，要求扩大到全岛，我看可以；他们要求办自由港，我看可以让他们试一试，这么一个城市，失败了也不要紧，何况不会失败。

　　3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郑重向外界宣布：中央决定，厦门经济特区将由两点五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5月，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扩大开放，增加14个沿海开放城市，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长江、珠江、闽南三个三角洲，形成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

　　从此，有关经济特区发展的流言蜚语，甚嚣尘上的反对改革开放的杂音，顷刻间被涤荡得烟消云散。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关键时刻，小平力挽狂澜，排除非议，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推向一个新阶段。

　　克服阻力保护闯将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又有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据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回忆说：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对广东和他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自从小平同志批了章蕴的报告之后，他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后来，他还听习仲勋说，而且在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小平同志一言不发。

　　1992年1月19日，小平同志来到了阔别8年的经济特区深圳。加上顺德、广州四地，共11天行程，在深圳，小平同志特别欣慰于特区面貌的巨大变化。他说：“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要大胆地闯，闯出一条路子来。出了错也不要怕，我们犯的错误还少啊？改正就是了。”

　　小平同志说：“新东西一出来容易引起争论，比方说承包责任制，是万里同志在安徽时，群众创造出来的。在全国推行开始时有的人想不通，这不要紧，允许看一看，然后再实行。不要争论，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一件事如果争来争去就做不成了。当年‘傻子’瓜子的事我就说不要争论。”

　　他又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要快，慢了也不行，发展慢了，与周边地区一比较就不行了。我们国家大，要先富带后富，不要减低东南沿海的活力，大力扶持内地的发展，到本世纪末就要这样去做。但要注意不要养懒人，要有好的政策。（12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