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中：走过奥运50年_滚动新闻_财经纵横

魏纪中：走过奥运50年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11日 09:22 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陈墨实习生吴雪林

　　“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了，我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说话间，魏纪中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脸上充满了心愿得偿的满足。而这一刻，已经是中国申奥成功的4年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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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纪中是资深的体育外交家，新中国50年奥运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许多人最早听说魏纪中就是通过奥运。“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前中国奥委会副主席”、“2000年奥申委秘书长”、“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执委”、“2008年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委”，这一串长长的头衔向人们展示了魏纪中和奥运的不解之缘。

　　的确，魏纪中的一生注定是与奥运不可分割的。奥运百年，魏纪中便亲身经历了50年。而这50年，也正是新中国走向奥运的50年。从抵制，到参与，再到申办奥运会，中国的奥运之路充满了崎岖。在这条曲折的奥运之路上能清晰地看到魏纪中的足迹。

　　和奥委会“打架”

　　1954年，18岁的魏纪中考入南京大学学习法国文学。而在校期间还因为技术出色，打进了江苏省排球队。作为一名运动员，那时的魏纪中还没有很强的参加奥运的意识，也根本没有预料到自己以后一生的事业都要和奥运打交道。

　　1958年，魏纪中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前身）工作。

　　“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和国际奥委会‘打架’”，魏纪中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当时，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参与奥运会、到国际上去展现自己也是体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台湾当局仍然是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成员。国际奥委会虽然同意新中国参加奥运会，但同时也不反对台湾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参加。

　　“他们这是在搞两个中国，我们当然不同意。”魏纪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由于我是学外语的，英语、法语都能讲，所以每天的任务就是和委员们谈判，其实就是打‘嘴架’，说他们是美国人操纵的政治工具。”

　　然而，“打架”并不能解决问题，中国还是和奥委会断绝了关系。中国决定“另起炉灶”对抗奥运会。于是，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尼总统苏加诺的牵头和中国的推动下在雅加达召开。但是由于各国代表团的水平有限，运动会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而且，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他国际因素，在举办了第一届以后，“新兴力量运动会”无疾而终。

　　“最好的朋友”

　　“直到现在，萨马兰奇仍称呼我为‘朋友’、‘最好的朋友’，而且国际奥委会的许多委员和我们也是不打不成交，都成为了朋友。”魏纪中说。

　　1974年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然而，临时出山主管经济和体育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却给中国的奥运之路提出了新的政策：和国际奥委会对抗是不明智的。我们更应当积极谋求进入奥运大家庭，同时把台湾当局赶出来。

　　于是，魏纪中又和同事们一起走上了漫漫谈判路。中国代表团开始和国际奥委会委员一个挨一个地谈话。就在当年，魏纪中在西班牙第一次见到了萨马兰奇。当时的萨马兰奇还是国际奥委会的秘书长，正准备竞选主席。听到中国代表团的来意，萨马兰奇出人意料地一口答应下来，既同意中国参与奥运会的要求，也认为台湾应该出去。然而，萨马兰奇的爽快并不是无条件的，他要求中国支持他竞选奥委会主席。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答应萨马兰奇的要求其实就是“空头支票”，中国连正式成员还不是，又怎么支持萨马兰奇的竞选呢。然而，正是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魏纪中为中国人兑现了帮助萨马兰奇的承诺。

　　1980年，萨马兰奇在莫斯科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由于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刚刚加入奥运的中国和许多国家一道抵制了这届奥运会。而为了实现当初对萨马兰奇的承诺，中国派出了魏纪中等四人协助萨马兰奇。

　　没有投票权的中国代表实际上并不能为萨马兰奇做什么。怎样兑现承诺，成了摆在魏纪中面前的一道难题。

　　既来之，则安之。魏纪中硬着头皮找到了曾与其有过一面之交的萨马兰奇，告诉他自己是来支持他竞选的，随时听从他吩咐。

　　就这样，魏纪中成了萨马兰奇的“跟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着中国人的承诺：每天早上8点整，魏纪中就等候在萨马兰奇的办公室前，等待萨马兰奇分配一天的工作。一天下来，魏纪中干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跑腿送信的杂事全被他一人包揽了。每天晚上，只有萨马兰奇宣布这一天的工作结束了，魏纪中才匆匆赶回住处。

　　有一次，萨马兰奇让魏纪中帮忙送一些文件给一位奥委会委员，魏纪中在那人门口等待了5个多小时，才把东西送到。萨马兰奇知道了这件事情非常感动，说中国人很负责，中国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任劳任怨的魏纪中给萨马兰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不只是对魏纪中本人的，也是对全体中国人。一句“最好的朋友”把中国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推上了新的阶段。

　　“伤了人民的心”

　　“我们做什么事情成功与否就是看人民是否满意。老百姓高兴了，这件事情就成功了，否则就是失败的。”提到申办2000年奥运会，魏纪中至今还难以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第一次申奥的事，我没办好，伤了老百姓的心。”

　　1986年，魏纪中升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负责和国际奥委会的全面合作，其后主持、参与了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

　　1990年，当时的北京正在主办亚运会。魏纪中和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其他官员陪同邓小平参观了亚运村和奥林匹克中心。邓小平非常满意所看到的一切，他问大家说，这些设施建得很好，举办奥运会也差不多了，你们有没有胆量办？在场的人们默默记住了这句话。

　　在北京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北京市和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们聚在一起，说起了小平的谈话。魏纪中和在场的所有人都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群情激动，于是申办奥运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对困难考虑不足，魏纪中在进入了申办程序后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国家申办奥运会非常不利。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孤掌难鸣，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直接出面公开反对中国主办奥运会。

　　这时的魏纪中已经预见到申奥成功的希望渺茫，但是仍然没有放弃。60岁的他还要像年轻时那样一个一个地找委员们说明、解释、辩论。无论到哪里，中国代表团第一件事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

　　众所周知，北京在最后的投票中以2票之差败给了悉尼。那一刻，魏纪中没有太大的失望和伤心。因为作为申办工作的组织者，他经历了一路的艰难坎坷，他知道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这将近一半的选票已经是来之不易了。然而，料到失败的魏纪中并没有料到中国的老百姓对申奥的成败是那样在意。

　　“我把事情办砸了，我伤了老百姓的心！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人难过的吗？”时间并没有带走魏纪中的内疚。那一刻，别人伤心难过是为了申奥的失败，而魏纪中的痛苦则来源于深深的自责。

　　心愿得偿

　　“2008年奥运会申办成功，我非常高兴。我觉得自己有交代了，因为这回老百姓终于高兴了。”

　　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有关方面本想让魏纪中继续担纲，而他却婉言谢绝了：“我不参与是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看到败将的面孔。换一批新人，给人家一种新的印象，这样对方才能把以前的争论都忘掉，把我们的失败忘掉。”

　　这样，魏纪中的工作从台前转到了幕后。他利用自己的外语能力和工作经验帮助代表团修饰、校对发言稿，字字考究，句句斟酌。同时，也组织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的预算和市场开发计划。

　　魏纪中虽然没有工作在第一线，但也全程参与了北京的申办工作。正如1993年预见到申办失败一样，2001年夏天的魏纪中预见到了北京的成功：“一到莫斯科，奥委会的委员们往往不请自到，主动找北京代表团谈话。凭直觉我就知道，此次一定能成。”

　　在莫斯科，中国中央电视台要请一位申奥代表团专家为投票当天的现场直播做解说。没有人愿意去，因为是成功与否，谁也不能确定。最终，魏纪中来了。

　　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魏纪中信心百倍。

　　“我的现场讲解把握住一点，就是调子一点点的上扬，要让观众们的情绪在公布结果的那一刻达到最高。每个城市做过陈述报告，我都会加以肯定，但也指出各个城市的不足之处。”

　　到过现场或看过现场直播的人们想必记得，北京的陈述报告完毕，现场委员们提出了创纪录的13个问题。“这下是不是不行了，委员是对北京不满，对我们有意见？”热心观众的电话打到了莫斯科的演播室。

　　而魏纪中则对结果更有信心。他告诉观众，问题越多说明委员们对北京越关注、越希望了解北京，而且许多问题本身就是代表了他们的希望。

　　不出所料，北京申办成功。当中国人在欢呼雀跃的时候，早已预料到结局的魏纪中却十分平静。

　　魏纪中说，他最喜欢看申奥成功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们欢庆的场面，因为在那一刻他真正被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