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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都多家媒体刊发了这样一则新闻：全国首家行政投诉中心7月29日在北京开张，开业当天门庭若市。由于接待投诉的工作人员太少，一次只能接待一起投诉，导致很多人不得不提前排队等候，接待室门一打开，大家争着往里挤，出现了投诉者爆棚的场面。
这则新闻令人亦喜亦忧。从普法的角度看，那么多人到投诉中心投诉，说明《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面对不法侵害，他们不再逆来顺受，开始拿起法
律武器与之抗争，这绝对是一件好事。而从执法的角度看，投诉中心挤爆棚，至少说明一些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对这部法律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依然在滥用手中的权力，侵害公众的利益。这种漠视法律的行为着实令人担忧。
7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颁布这一法律的核心意义是界定政府的行政权限，打造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有限政府。对于这部凝聚着众多立法者多年心血的法律，社会各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人们期望它能够真正规范和约束政府官员的行政权力。为此，近一段时间，各级政府纷纷清理和废除与《行政许可法》不相适应的各种行政规章，力求尽快与它“接轨”。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面贯彻和落实《行政许可法》不可能一蹴而就，行政机关在“全能政府”体制下形成的积弊也不会立刻消失，距离打造有限政府的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打造有限政府，就要坚持依法行政。凡是有行政权力适用的地方，都需要用法律对其进行控制。依法行政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严格依照法定方式和程序行政。一旦违反法律规定，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这些年来，我们在执政理念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那种“权大于法”的主张的行为终于输给了依法行政的制度。但是，在对依法行政的理解上，一段时间里仍然存在着很大偏颇，更多强调行政权力的命令性，而忽视它的责任性，一提依法行政，就是依法治民、刚性管理。其实，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政。在公民遵守法律和政府依法办事二者中，政府依法办事是主要方面，保障行政管理有效实施是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相当多的行政机关漠视法律，随意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不按规则办事，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什么都想管，又什么都管不好，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相当普遍。值得注意的是，《行政许可法》实施后，一些政府部门仍我行我素，滥用手中的权力，侵害公民和企业的利益。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打造有限政府，就要树立服务意识。法律授予政府职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政府更有效地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福利。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理所当然要为公众提供服务。对于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多年来我们并未真正搞明白。一些政府部门高高在上，只讲管理不讲服务，嘴上讲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以势凌人、以权压人。还有一些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利用审批搞“权力寻租”，不给好处不办事，把行政许可作为自己手中的特权，品玩权力带来的乐趣，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要打造有限政府，行政执法人员就要从灵魂深处摒弃“官”念，把自己定位于勤政亲民的“服务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管制者”。有人断言，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将是行政机关的首要职能。
打造有限政府，就要完善监督机制。任何权力都有潜在的扩张性、侵犯性、排他性、诱惑性和腐蚀性。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并且会把权力用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停止，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规律。行政权是实权，是一种“实践的力量”，更具有扩张和侵害的危险性。这在前不久发生的“铁本事件”、“嘉禾事件”以及“审计风暴”揭开的一桩桩政府违法事件中再次得到印证。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肆无忌惮地滥用。要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就必须完善行政监督机制。首先要以权制权，通过合理配置国家不同职能的权力机关的权力，以达到权力的适度分散与平衡，并相互制约。其次要以法治权，明确执法者行使职权的适用范围，以法制化的规则和程序制约权力，使掌握行政权力的人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行事。要建立过错责任追究制，从制度上解决权力与责任脱钩、有权无责的问题。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更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在10年内将我国建设成可问责法制政府的目标。可问责法制政府首先是一个有限政府，只有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才谈得上问责问题。《行政许可法》界定了政府的行政权限，为我们打造有限政府开了一个良方，而全面落实这一目标，有赖于政府部门行政意识和执法水平的提高。我们期待这一目标早日实现！
本报评论员：韩志全
《市场报》 (2004年08月10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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