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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下半年的政策焦点，在中国当前的金融界存在两个有意思的原始困惑：其一，中国的“金融中心”到底在哪里？其二，中国为什么如此忌讳通货膨胀？前一个问题，由于文字所限，暂不展开其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当然，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本来是前一个问题的“子问题”，而且与当前的宏观调控、货币紧缩直接相关。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只有真正掌握货币的人，才是最有权力与影响力的人。这是当前全球性的“企业困境”，并非只有中国如此。格林斯潘说过一句话，有很深的意味，他说：“只有把银行作为最大的政治，政治才有可能成为最大的财富之源。”在格林斯潘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于货币注入的成本高低，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单向过程”。
这一单向过程的产生，有其不可逆的特点，理由主要有两点：货币市场是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而设计的，但货币市场把财富分配的现状当作既定，此其一；如果超越资本市场，公共利益也无法在货币投放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这还未考虑银行本身也有其特殊性质的“工具性”，此其二。
所以，资金的畅通，能够保证被用于满足最多的社会目标，如充分就业、人们负担得起的教育或健康的环境。但是，如果银行只把资金的“无限投放”作为单一目标，就一定会发生相当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这里，是金融业对于经济景气循环负有最终责任。市场，只是一个反馈机制而已。事实上，如果把资金投放完全交给银行这种单纯的金融机构进行，也许就不会发生资金短缺现象。
说白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交易市场上的任何竞争与合作关系，其本质，无非只是“货币现象”的一种；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财富的创造，不是源于均衡地趋近平均利润，而是源于能力(生产力)的解放——市场是假，交易才是真。
由于改革的滞后，到去年为止，虽然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但失业人口、贫困人口、赤贫人口仍然较多。此外，另一个显见的市场现象是CPI指数节节攀高——指数涨幅超过了银行存款的利率，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养命钱开始缩水。
对此，笔者认为控制在3%以下的低水平的通胀，以及微弱的“负利率”，最正面的作用在于逼迫“富人”进行投资，这对于解决当前严重的就业问题、解决国家财政投资多年以来的“孤军奋战”、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区失衡”、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都有正面意义。
问题在于，由于资源的有限，当前的金融改革，是在不动利率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在通胀预期之下进行的，其进程相互“制约”，捉襟见肘在所难免。正是“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这是一个“需要摆平”的客观矛盾，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金融资源的“国有化程度”异常、资金的“集中度”异常。所以，当前宏观调控、货币紧缩的力度也是空前的。
年初时，笔者曾经认为，今年中国的宏观经济面面临三大“背离”：一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即M1＋居民定期储蓄存款＋外币存款增长与GDP增长背离；二是GDP增长与工业实际增长不相称；三是产出增长与消费增长背离。如今，在三大“背离”还没有明显缓解的情况下，又发生了第四项“背离”，这就是M2与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的“背离”——M1降幅过快。对此，周小川的解释是“短期信贷以及票据收缩较多所至”，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货币与信贷不是不能增长，也不是不能收缩，但要注意均衡。从现在看，今年1月至6月底，M2增速降至16.2%，这个数据，5月底统计一年间平均是17.5%。M1增速降至16.2%，5月底统计一年间平均是18.6%；M1、M2同时降到16.2%，“背离”十分明显，两者相差1.1%。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背离”力量很大。6月份信贷规模要降多少，才能拉下1.1个百分点？上半年规模以上的企业，“产成品库存”大大超出，同比增加净值20%，增幅约10%；此外，就是“应收账款”净额，同比增加20%左右，增幅约8%左右。这当然是市场被迫做出的“追尾反应”，但风险是“大大的”。
国家的繁荣昌盛、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经济层面的问题，经济要发展，就离不开一个个充满活力、锐意进取的企业。我们希望企业的投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为自己的决策负责；但宏观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变就变”。笔者相信，未来中国，只要市场化的程度稳步提高，经济就会健康发展，就业就会增加。当前比较重要的是要放开“资金”，“盘活账款”，哪怕适度提高利率，也强于“全线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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