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下)

　　我们这一代人在财富积累方面多少有些先天不足，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竞争意识和市场化运作方面要比我们强得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可以理直气壮地积累财富并且使财富增值的时代。富人已经不是一个带有危险象征的名称，但是财富积累中的道德指向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引导、辨析和重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夏业良，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市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客座教授。

　　兼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评论员；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财经研究中心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顾问。

　　虽说我进入大学校门时已是心智较为成熟的成年人，但是由于自己尚未正式工作，经济上还不能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需要家庭资助和关照的被监护人。这一点令我感觉多少有些别扭，但在当时也不大具备勤工俭学或自谋生路的社会条件。直到大学毕业以后，随着市场的逐步发育以及市场范围的扩大，增加个人货币收入的机会才逐渐多了起来。

　　(一)静态而无奈的财富观：克制消费欲望与压缩购买决策

　　我是1980年上大学的，当时社会商品供给情况刚刚开始好转，粮食供应已经不太紧张，一般日常消费品的价格较低并且非常稳定。由于当时工资水平普遍较低，人们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都不强。当时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大都是带工资上大学，到了七九级和八○级这两拨时，因为绝大多数新生入学前没有正式工作，所以基本上都是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人民助学金制大致分甲、乙、丙三等，最高的甲等是18.5元，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家庭人口数与经济状况来评定，由学生组成的班委会研究决定后，上报到系里批准的。

　　有些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学生，是得不到任何资助的。这种资助制度基本上与学习成绩和其他方面的表现无关，只要说明自己家庭经济困难就可以得到较多的资助。当时我家里每月给我寄10元生活费，加上我的一点助学金，基本的生活问题算是解决了。除了吃饭和交纳一点班费，每月的节余如果不买什么东西，至少还能支付一点文化娱乐费用(比如说看电影、进博物馆、看球赛等)。但如果要多买些书籍就显得较为紧张，更不用说下馆子打牙祭了。

　　记得我刚入学时因学习需要，非常想买一本《新英汉词典》，当时的定价是6元多，感觉很贵，拖了一个学期才下决心买了。不久老师又推荐了《牛津英汉双解词典》和《朗曼大学英语词典》，搞得我那个月几乎出现赤字。再后来同学们纷纷订购日本三洋牌单录机，就是那种外形像砖头的简易录音机。在周围的购买压力下，我也向家里提出要买，这次父亲倒是比较痛快地同意了，甚至要托人在上海买一个更好的收录机，方便收听美国之音。

　　过去我曾对父亲的节俭持家之道颇不以为然，有时就嘀咕着：一共就那么几个钱，即使不消费，全部储蓄起来也发不了大财。但父亲批评我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如果不节俭，连这样普通的平民生活都无法维持下去。

　　虽然我很早就有与其那么费劲地省钱，还不如多出去挣钱的想法，但是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后的两、三年里，除了偶尔利用晚间在外面上课或者翻译外文资料挣点课酬和翻译费之外，还很少尝试过什么其他生财之道。

　　现在回想起来，关键在于当时的市场交易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尤其是脑力劳动获得直接经济回报的范围非常有限。即便你很想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经济收入，也苦于没有合适的渠道和信息，更不用说当时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对工资以外的劳动所得的看法还不大一致。有人甚至认为这种收入是不正当的，只有在单位里的固定收入才是合乎情理、理直气壮的。因此不少人的工资外收入不敢被单位和领导知道，这类经济活动有点类似地下秘密工作。

　　大学刚毕业时在政府外事部门工作，有时也作为导游翻译陪同外国旅游团。那时中国的旅游业才刚刚起步，有许多导游一聚集在一起就相互交流经验，如何想办法让客人多给小费，带到哪个商家饭店给多少回扣，怎么想点子换外宾的外汇券或美圆、日元等等。我对这些处心积虑谋财的做法多少有些看不惯，甚至客人主动给我小费或者给我买礼物，也一概谢绝。因此有人背后议论说我根本不适合做这一行。

　　我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除了国家每月发给的微薄津贴之外，主要靠稿费和第三年在外面兼职的一点课酬维持生活，偶尔也搞点翻译，甚至还翻译过华东建筑设计院几项较大建筑项目的图纸。当时也有不少同学把自己可以支配的大部分时间放在外面的兼职上，收入当然增加了不少，但学业总是要受到一点影响。我当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考虑的结果是，感觉这些同学的行为看起来是合乎理性的，实际上却是非理性的。因为我们读研究生的机会成本不可谓不高，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挣钱，还不如不读研究生，痛痛快快去挣钱。在这里读书却要忙着挣钱，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

　　因此我在研究生期间的基本对策是，抑制或延迟自己基本生活以外的消费需求，尽可能地压缩生活和娱乐开支，谨慎做出购买决策。

　　在别人看来，这种对策多少有些痛苦，而我一旦沉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对于外界的物质诱惑便迟钝了许多，很少能够感觉出细微的物质差异。偶尔也会有人说我的穿着比较传统，我却并不在乎，反以许多衣服已经穿了十年以上而感到一种物有所值的窃喜。

　　有些内衣上甚至有不止一个补丁，而这些补丁大都是由我自己亲手缝补上的。在研究生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用卫生间的淋浴龙头冲凉水澡，虽然研究生每学期都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澡票，但是对于勤于洗澡的人来说，仍然是不够的。而在冬天洗冷水澡，则多少是需要一点毅力的。尤其是上海的冬天阴冷多风，且无室内暖气。奇怪的是当时我很少伤风，反倒是近些年不洗冷水澡了，却经常感冒。

　　当时虽然没有多少可以被称为财富的东西，但是精神上是非常乐观和丰富的。有时在图书馆泡出一点心得，很是得意，走在路上感觉自己很富有，并且这些财富是别人拿不去的。

　　(二)未能免俗的消费观：超前消费与虚拟财富

　　在加拿大多伦多学习管理学时，因为拿的是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提供的津贴，所以每月的生活费比较充足，用不着像自费留学生那样辛苦地打工挣生活费，但为了体验自费留学生的艰苦生活，当时我也曾利用节假日在餐馆和洗车房打零工。

　　有件事印象比较深刻。一天，有位同学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说是有一个轻松挣钱的机会。他拉我去了一家葡萄酒公司，在柜台填了一张有关身份资料的表格之后，进入了一个品酒间，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葡萄酒，酒瓶的式样与颜色也有很多种。有几位先生和女士要求我们逐次品尝不同的酒，并写下自己的感觉和印象，有时只需要在相应的栏目中作出选择。前后不过十几分钟时间，完成了这些程序之后，我们每人拿到15加元的报酬。

　　我们出来之后，那位同学告诉我，他来这儿已经是第三次了。我感到很惊讶，他得意地告诉我如何用不同的笔迹填写不同的身份资料，如何隔几天来一次，换上不同的衣服。我问他难道工作人员没有认出他吗，他答道：有人问过他是否以前来过，他装糊涂硬是糊弄过去了，并且还调侃地对那人说，也许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就像他过去看白种人的感觉一样。

　　从加拿大回国时，积累了不到一万美圆的外汇。在为出国人员专设的免税外汇商店里，看到许许多多当时为国人所向往的进口商品：大尺寸的彩色电视机、录象机、高级立体声音响、电冰箱、洗衣机、蒸汽电熨斗、微波炉、电饭煲、照相机、瑞士名表、电子琴、吸尘器等等。除了对家庭的一点贡献之外，在追求时尚和别人的消费行为影响下，我购买了几乎所有个人能够购买的免税项目，甚至还购买了成盒的空白的录象带、磁带和彩色胶卷送人。当时毕竟还年轻，虚荣心比较强，经不起物质诱惑，买东西总喜欢追求高档。

　　这样我在别人眼里像是发了不义横财的人。在单位里非常遭人嫉妒，因为送礼的范围毕竟有限。有些连八竿子也打不到的行政人员，有意找茬制造麻烦。而我自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也基本上都消费掉了。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股票市场开始逐步兴旺起来，虽然在加拿大学习时我就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还参观过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证券交易中心。但是我对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缺乏足够乐观的认识和判断，感觉当时的股市很难发展起来。后来当我认识开始转变时，股票已成为非常紧俏的东西，没有足够的信息和渠道根本买不到。

　　再后来，我买了一点股票和基金，却始终没有赚到什么钱，反而被套牢很长时间，只是在认购证上赚了一点钱。由于当时自己的判断和预测有误，认为有些即将上市的股票一定能上涨很多，还借钱买了许多看好的股票，结果被套牢了很长时间。虽然有不少同学和朋友在证券市场挣了不少钱，其中有位朋友先靠炒股，后来为机构操盘，逐步发展为千万富翁，而我却始终没有从中获得多少收益，甚至还赔了不少钱。

　　回想起来，可能是自己没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对研究股票的兴趣也不是很大，因此这样的亏损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保守而落后的理财观：挣钱与赚钱

　　近年来我的工资外收入来源基本上还是来自脑力劳动的回报，比如课酬、稿酬和翻译费；出外演讲的报酬；少量的企业咨询策划和顾问费用。事实上，我的个人理财是非常原始落后的，几乎没有时间去顾及和打理，也不大愿意委托给别人，就这么马马虎虎地凑合着。

　　总体上说，我在创造财富以及使财富增值方面缺乏足够的冒险精神和敏感性，因此只能靠力气(这里指的主要是脑力)挣点辛苦钱，不会以财生财，也就是不会赚钱。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不懂得理财和资本运作。

　　闲聊时也很羡慕那些有财富经营意识的人，但是目前在经济学家中间，有这种经营头脑的人似乎并不算多。在经济学说史中，李嘉图、凯恩斯等经济学家都是善于创造财富，并且在经济理论上有重大建树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而我们这一代人在财富积累方面多少有些先天不足，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竞争意识和市场化运作方面要比我们强得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可以理直气壮地积累财富并且使财富增值的时代。富人已经不是一个带有危险象征的名称，但是财富积累中的道德指向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引导、辨析和重视。

　　从一般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价值观上的矛盾和冲突，大概人人都希望发财致富，但是如果依赖非法活动和败德行为积累不义之财，或者利用权力大行腐败贪污之举，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上海证券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业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