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经济增长机制

　　李义平

　　中国经济要高质量的、持续稳健地增长，没有宏观调控显然是不行的，然而最为根本的则是建立起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内生经济增长机制。

　　宏观调控

　　在什么层次上是有意义的

　　经济学上所讲的宏观调控是二次调控，是针对市场的缺陷而言的。换言之，如果市场的一次调节可以把资源配置得很好，配置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二次调节就可以“束之高阁”。正是因为市场的缺陷，才有了二次调节的必要性。然而，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毕竟是第二次的，是市场调节之后的调节，不应当太“积极”、太“主动”，宏观调控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

　　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它的基本前提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健全的。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最基本的两层含义：一是产权约束是硬化的，从利益最大化出发观察和审视信息，并能对各种市场变化作出及时的、甚至是前瞻性的反映。二是市场与政府有各自的正确定位，政府不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各自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作用。有了这样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形成宏观调控发挥作用的机理，即超脱的中央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制定出相应的宏观政策，引导微观主体的行为，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上述分析说明，宏观调控是有极强针对性的，是暂时的，是在体制给定的情况下解决运行层面的问题，是在市场自我调节情况下的第二次调节。其本身并不解决体制层面的问题。如果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微观层次先天不足，不能对宏观调控的政策作出灵敏的反应，宏观调控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就是说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情况下更有意义。

　　中国当前的宏观调控生动地证明了上述判断。我国经济体制还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其典型表现是国有企业的产权约束还没有硬化；地方政府不适当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对于有关宏观调控的政策，例如利率政策等不能作出积极的反应。相反，倒是利率再高都敢借，借了就不想还。当经济杠杆不起作用的时候，中央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或抑制经济过热，或启动经济发展。于是，中国经济总是在大起大落之间走钢丝，热了降热，冷了治冷。这样的运行总是要付出巨大的宏观调节成本，每一次宏观调控的代价就是很多半截子工程。在国有企业对宏观调控信号反应不灵敏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所受冲击更大。看来为了使宏观调控更为规范、更为有效，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的机制。

　　经济增长模式

　　为什么迟迟难以转换

　　在笔者看来，事实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

　　原本意义上的粗放经营是最先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粗放经营。在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资本与技术相对稀缺的情况下，理性的经纪人选择利益最大化时必然选择多占土地、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由于资本与技术相对稀缺，土地相对充裕，此时选择最大限度地使用土地的粗放经营是最有效率的。相反，在土地十分充裕而且所有权也没有最后确定的情况下，不去抢占土地，而是在一块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那可能才是最无效的选择。

　　然而，粗放经营毕竟向集约经营转化了。转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土地所有权的确定，这使得任意扩张土地已经不再可能。换言之，土地显得相对稀缺。与此同时，资本有了一定的积累，技术也已经相对进步。

　　以上分析说明，如要从粗放经营转化为集约经营，除了基本的资源约束的变迁，关键是制度安排，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产权约束。这一结论可以成为我们分析传统体制下的粗放经营和现阶段的粗放经营的参照系。

　　传统体制下的粗放经营，虽经百般努力，最终没有发展到集约经营，并因其低效而诱发了改革。

　　传统体制下的粗放经营来自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次的赶超战略，一个是微观层次的扩张行为。基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我们着重于微观层面的论述。

　　在传统体制下，企业行为的基本特征是扩张冲动。企业的扩张动力一是无论是干部还是职工，都可以从企业扩张中得到相应的利益，例如与企业规模相联系的干部级别和升迁，“管理一万人比管理五千人更为显赫”（柯尔奈语）的精神满足，又如大企业与小企业不同的福利待遇与精神待遇（社会崇尚感）；二是更多地占有生产资料易于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上级评价企业和企业领导人的标准在于企业完成任务的情况。企业之所以敢于扩张，对于扩张所造成的损失无后顾之忧，则在于传统体制下国家与企业的父子关系导致的特有的预算约束软化。

　　把传统体制下的粗放经营与原本意义上的粗放经营作一下对比，可以发现二者既相似又有差别。相似的是二者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在所有权没有确定的情况下白占和多占各种资源是最有效率的选择。例如，在最初的、原本意义上的粗放经营的条件下，由于土地所有权没有确定因而可以白占，占上了就是自己的。在传统公有制下，由于缺少硬的产权约束，因而也近乎白占。匈牙利经济学家柯尔奈生动地称传统体制下企业的扩张是一种“自然本能”。二者的不同在于：原本意义上的粗放经营最终由于产权约束的硬化走向了集约经营，后者则迟迟难以转向集约经营。

　　我们再看当前情况下的粗放经营。构成当前情况下的粗放经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地方政府特有的经济行为无疑是导致这次粗放经营的主要原因。

　　由于我国的改革从总体上讲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地方政府肩负着推动市场化的重要责任，具体表现为为市场发育创造条件、树立典型、奔走呼号，直到直接招商引资、经营资本，投资上项目。此后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以ＧＤＰ的增长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使地方政府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而这种市场主体由于缺少产权约束而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并由此导致了当前背景下的粗放经营。

　　当前粗放经营的特点之一是不择手段地追求ＧＤＰ。笔者曾多次指出ＧＤＰ并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是片面追求ＧＤＰ而产生的负效应。我们不仅要看ＧＤＰ的数量，尤其要看ＧＤＰ的物质构成——ＧＤＰ的物质构成可以反映产业升级的程度。尽管ＧＤＰ的含义不过如此，然而一旦ＧＤＰ的增长成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进而影响到官员的升迁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对ＧＤＰ的追求就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量的、对于经济发展呈显负面效应的开发区，堆集了很多货币的半截子工程。

　　不惜成本的追求亮点和辉煌，是当前粗放经营的第二个特点。由于各地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竞争或者说攀比，于是各地政府总是尽可能地追求最大、最辉煌。于是有了最大的，然而却是效率最低的支线机场，有了最大最漂亮的城市广场，以及圈了地、没有建起来的广场，有了最宽阔的、但却通不了几辆车的马路。

　　当前粗放经营的第三个特点是封闭和自我保护。为了在短时间内把ＧＤＰ作得更大，更有效的办法是铺摊子、上项目的重复建设，即花钱买ＧＤＰ。为了使重复建设，特别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不致在统一竞争的市场中被淘汰，地方保护是其必然选择。凡保护都是保护落后，有竞争力的是不需要保护的。重复建设是低效率的，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效益在地方保护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关键是建立具有

　　自我调节功能的经济增长机制

　　为了使宏观调控更为有效，为了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为了使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地发展，我们不仅要进行眼前的宏观调控，更必须建立起具有调节功能的经济增长机制。这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经济增长机制，其生动表现是：第一，能挣钱的时候就进入，不能挣钱的时候就退出，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第二，有强烈的产业升级的冲动，以期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为了建立起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经济增长机制，企业应当像企业那样定位和发挥作用，政府应当像政府那样定位和发挥作用。

　　企业应当像企业那样定位和发挥作用，政府应当像政府那样定位和发挥作用，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构架，若无这样的基本构架，市场经济就先天不足。笔者这里所讲的让企业像企业一样地发挥作用，是讲企业必须是产权约束硬化的真正的企业。他们在逐利目的的驱动下，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引导，选择投资项目，分配资源流向，并最终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就进，无利就退，加上优胜劣汰、破产、重组，这就是自我调节。如果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例如产权约束软化，就不会对市场信号有灵敏反应，看不见的手就不起作用。

　　应当强调，笔者以上所讲的真正的企业，不仅包括我们通常所讲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还应当包括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如果不是真正的企业，就会滥放贷款，任何表面的改革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减少它的呆坏账，而且呆坏账只会越来越多。

　　让政府像政府一样定位和发挥作用，是讲无论哪一级政府都不能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而应当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公共服务领域充分地发挥作用。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给企业的活动提供良好的活动空间，并与企业所提供的私人产品形成互补。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地方政府具有比较优势。例如，作为公共产品的正规制度安排，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颁布的具有强制性的规定。显然，颁布、制定和执行正规制度的只能是政府。政府在明确和保护产权、打击假冒伪劣、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相反，这些公共服务职能如果让个人或企业去承担，不但不具有优势，甚至还会出现类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事实上，只要政府提供了上述的公共产品，就提供了一个每一个个人和真正的市场主体能最大限度地挖掘自我能力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经济会健康有序地发展。中央政府应当按照这样的要求去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而不是简单的ＧＤＰ指标。

　　这一轮经济过热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证明了产权的重要性。卖土地是地方政府维持粗放经营，铺摊子、上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用土地换资金，是因为地方政府通常可以作为国有土地的代理人，支配土地产权的空间相当大。此外，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属于国家，更易被“征用”。各种生产要素的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既助长了地方政府的亮点工程，又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难以充分地发挥作用。为了建立起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经济增长机制，我们必须按照宪法精神，明确和保护产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