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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达到5％，接近了一年期贷款利率（5.31％），加息声浪再起。
主张加息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加息是必须考虑的宏观调控措施。这是宏观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基本结论之一。其次，目前，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低于CPI上涨幅度，银行贷款利率也低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负利率是不正常的，加息
是必然的。经验告诉我们，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基准，它通常应高于反映通胀水平的CPI0.5－1个百分点，以保持必要的正利率。再次，时下，民间借贷的利率，如企业间拆借的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企业已经自己加息了。殊不知，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应当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才能有效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不主张加息的观点目前似乎稍占上风，其理由主要是，其一，当前不存在加息压力。尽管6月CPI达到5％，但这是与去年同期较低的基数相比，也就是说，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价格上涨而带来的“翘尾”因素，是6月份CPI涨幅较高的主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预测，“翘尾”因素在下半年将逐步减小；同时，粮食生产形势已经明显好转，粮食价格将趋于稳定；投资、信贷增幅均已回落，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进一步减小，因此，全年CPI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不构成大的加息压力。其二，已经错过加息的时机。由于已经采取了多种调控手段，尤其是比较严厉的行政手段，因此，经济开始回落，如果此时推出对经济有全面收缩作用的加息，经济有可能大起大落，出现下滑，甚至通缩。其三，在汇率不调的情况下，加息会拉大与美元利率的差距，从而导致外汇投机，引入更多的热钱，央行将被迫加大人民币投放（2003年，贷款增量中的近一半为增加外汇储备占款），从而抵消加息的调控效果。
可见，加息、抑或不加息的关键，是对未来价格走势的判断。如果价格上涨即通胀压力确实存在，再迟迟不加息，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不仅将增加调控难度，降低调控效果，而且将对改革进程构成难以估量的影响。主张加息的人们，大多有这样的担心：如果价格上涨压力正在释放，其他调控手段的效果渐次到位，再推出加息，势必强化调控力度，使已经降温的经济趋冷，就将过度牺牲增长，加剧就业难题，对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宏观调控当局这个判断的准确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事实上，问题还不止作出这样一个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调控，之所以产生分歧如此之大的各种观点，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学术背景、价值观，甚至伦理和政治哲学观点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要求经济学家们在分析、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并考虑调控对策时，既要有一般原理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上做的工作，也要有放松假设，加入中国特殊因素的研究。例如，对加息的调控效果，除了经济学、金融学原理给出的分析外，我们必须正视以下“中国因素”：
第一，在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客观上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再加上地方政府主导发展的经济模式和政绩观的影响，加息以抑制投资的效果是要打折扣的。
第二，在体制转轨时期，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住房等福利制度改革，再加上就业压力的存在，中国老百姓支出预期上升大于收入预期上升，结果就是减少现期消费，增加储蓄。近几年来，每年新增储蓄1万亿元以上就是一个佐证。再考虑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加息对消费的收缩将是加倍的。已经存在的投资热、消费冷就是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战后日本投资需求旺盛，同时并存高储蓄，这一背景和现阶段中国有相似之处，因此，日本在较长时期推行的低利率政策是有借鉴意义的。同时，加快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建立适度的、可预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抑制投资、增加消费、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前提。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投资热，投资需求大，那么，低利率不是火上浇油吗？对此，首先要做供求分析，即看资金供给与需求的情况。笔者认为，尽管资金需求将长期旺盛，但是，在中国老百姓高储蓄行为长期存在的前提下，资金供给是充足的，在这一资金供求状况下，是不可能得出高利率的结论的。现在有一种错觉，那就是，将中国的资本短缺（实为资金转化为资本的体制和机制短缺）误为资金短缺，就像中国现在是人力资本短缺，而人力资源并不短缺一样。能够产生附加值、尤其是高附加值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短缺，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中国亦莫能外。发展和改革不正是要使这两种资本富足起来，以最终实现富民强国的伟大复兴吗？
根据中央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基调“稳定政策、冷静观察”，以及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和趋势，笔者和大部分经济学人一样，持目前不加息的观点。这里的“目前”，是指整个“软着陆”的时期。这是当下正确的相机抉择。
（东方网作者：陈宪）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上海社科院博士生导师）
《市场报》 (2004年08月06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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