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惊曝购书腐败案（举案说法）

　　周俏春 刘德华

　　高校购书回扣高达30％，13所高校中36名干部或工作人员被立案侦查，3名县处级干部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涉嫌犯罪总额高达1200余万元，最近，四川省检察系统围剿高校购书腐败的行动刚打开突破口，就立即在高校中引起强烈震动。

　　成都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马彭生说：“诸如购书回扣等高校教育腐败问题，其原因在于学校设置权力时缺乏制约和监督功能，权力一旦过于集中就容易为腐败滋生提供温床。”

　　7月中旬，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开审某高校原教材科科长齐洪军涉嫌贪污、受贿一案，这也是成都法院开庭审理的首例高校购书腐败案。齐洪军在法庭上辩称，他把书商送来的7万多元回扣作为福利发放给科室人员，是经学校有关领导同意的。当时由于教材科没有专门的账户，他便把妻子的卡号告诉了书商，随后书商把5.7万元打到了他个人账户上，他只不过暂时帮学校保管回扣。齐洪军在庭上叫屈：“我不是贪污，也不是私自收受书商的回扣，所有回扣的事都向学校汇报过。”

　　书商敖某的证言却与齐的说法不同。敖说，齐洪军自2003年4月上任后不久，他就通过原教材科主任科员陈艳如请齐吃饭，并同意齐提出的将给单位的回扣比例从15％涨到20％（1999年时为12％）。不仅如此，敖还同意按齐提出的3％给他个人回扣。不久，敖将5.7万元打入齐洪军妻子的银行卡上。

　　办案人员在调查中发现，大学图书购销渠道除新华书店直销外，多为书商直销，其中部分书商参与了公开招投标。大学图书购销中的回扣普遍数额较大，无论是否通过招投标均有回扣，比例为图书标价的15％至25％，甚至高达30％。回扣多分为两种形式，其中15％的现金返给学校教务处、图书馆，另10％左右送给个人，有的书商给个人的回扣甚至多于单位和部门，甚至有些学校在书商预付回扣款后才付书款。

　　相关线索显示，此次高校“购书腐败案”中涉及的人员众多、金额巨大，相关人员收受回扣的手段相似，并涉及成都多数大专院校，其中还包括重点大学、全国名校。

　　经过初步摸排，多名书商与高校保持着紧密联系。今年3月，成都市检察院发出指令：锦江、武侯、金牛、成华、青羊5区检察院同时传唤涉案书商，进行集中审讯。审讯取得了较大进展，书商初步供认了向各高校教务处及有关人员给回扣的事实，其中一书商3年间就给了成都某高校教务处及其负责人回扣600多万元。

　　在采取措施控制和传唤嫌疑对象的同时，反贪干警迅速调取、查封教务处、教材科小金库资金和账务记载，对学校领导进行询问，并到学校财务部门查对账务，使讯问与询问取证同步进行，防止串供串证，堵塞当事人辩解退路。

　　目前，成都、绵阳、内江等地13所高校中的36名涉案人员已被立案侦查，四川省检察系统将进一步查办高校购书环节中的行贿受贿人员。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李里

　　教材科本是高校的一个普通部门，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却畸形地演变成了让人羡慕的肥缺，逢年过节，书商们按时将高额的购书回扣奉上，科长处长拿大头、科员拿小头，时不时还组织些聚会、旅游，可谓皆大欢喜。而诸多寒门学子的父母却为了凑足学费节衣缩食，有的一大把年纪了还在异乡打工漂泊。在这些系列购书腐败的案件当中，涉案人员的心态具有两个共同特征，也就是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许多人在第一次收到回扣时也曾忐忑不安，但是马上找到了安慰自己的借口：那么多人拿，我干嘛不拿，到时查起来也有比我大的领导顶着，科员想科长拿得比我多，科长又想处长比我拿得多。时间长了，谁都拿得心知肚明，谁都拿得心安理得。

　　在很多人看来，高校是神圣的象牙塔，与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距离遥远。但在现实生活中，校园同样会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如果制度不严、缺乏监督，一样可能产生腐败现象。

　　要消除产生购书腐败现象的根源，最重要的还应从制度入手。当前各类图书、包括高校教材定价太高，出版社定价与实际销价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一方面加重了学生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给图书销售各中间环节层层揩油提供了空间。新闻出版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出台政策，根据教材类图书的印码和销量的多少，在考虑出版社及图书商合理利润的基础上，制定最高限价。尽量减少图书定价与实际销价的差距，使购书回扣成为无源之水。而要监管高校预订及销售教材的具体情况，教育主管部门完全可以通过要求高校将相关信息挂在校园网上公示或定期上报，接受主管部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为了不再让寒门学子伤心和失望，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市场报》 (2004年08月06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