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丰
七十七岁而辞世，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称不上长寿，而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一名中国的经济学家，其所致力的学术真正付诸实践堪堪二十五年。西方学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你的整个一生中———从摇篮到坟墓以及以后———你都会碰到经济学严酷的真理。”但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情况并非如此。
这样的人生起伏当然不只董辅独有。翻开中国五千年厚重的历史，也许惟其如此，方才愈加显现真的知识分子真的价值，这就如同盖伊在《批评主义的桥梁》中所称：“为了建设必须破坏……尊重不值得尊重的东西，这不是高贵的标志，而是奴隶的标志。”而鲁迅则进一步发挥说：“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
董辅当得起这样的评价。早在1979年，他就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问题》一书中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这一规律的作用，有着自己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仍然是对立的统一……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完全相适’的理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
这其实已经超越“价值无涉”这一社会科学的基本价值观。作为早年留学苏联并在那个一度无比强大、几近圣殿的国家最终完成学业的主流学者，可以想象，彼时的董辅虽年过半百却依然为时局所激荡，挥斥方遒、激扬文字，有破有立、且破且立。如果说，善于孤芳自赏的知识分子自有斯宾诺莎般沉溺于科学的内生性、自足性的传统的话，那么，巨变之始的董辅则难能可贵地率先拥抱了火热的生活。
现在回头来看，那一代的经济学人既不幸又幸运。阴霭遮蔽过年轻的他们，变革重又给了他们施展的舞台并勇士般的光芒，而对于启蒙者，历史从来不吝于给予他们高度的评价。如恩格斯就曾称颂欧洲启蒙学派为“伟大的人物，其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同样的道理，当董辅、吴敬琏等一辈经济学家开创性并历史性地为发生在中国古老大地的深刻变革源源不断提供理论支持及预见的时候，在他们的身上，闪现的正是福柯所说的“哲学的气质”，而这，对于长期彷徨于“发展”还是“不发展”的中国来说尤为珍贵。
岁月荏苒，二十五年倏忽而过，今天，重读董辅的著述，那些有的已经泛黄的纸叶很容易让人产生时光交错的恍惚。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确实存在过吗？董辅究竟算不算杰出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已经被过分夸大乃至经济学家动辄以神甫自居的今天，我们还有必要将如此多的赞美加诸逝者吗？马克思说过，“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以往全部历史的基础。”更不要忘记，没有董辅等一代学人的努力，经济学在中国不过是一堆教条的拼凑，既不能算科学，更与生产力无关。
昔人已乘黄鹤去，当此天人一线之间，蓦然想起莎士比亚的诗句：“人类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而其实，并非所有人都能当此赞誉。
8月7日，董辅的骨灰将回到北京，而作为生者，让我们静思。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8月06日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