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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邓伟志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观演化的新阶段、新高度。各项工作、各个方面在国家整体中的战略位置、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都要放在科学发展观的坐标系上来确定。
现在，社会上对科学发展观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穿靴戴帽，对科学发展观不甚
了了，可是，硬是要同科学发展观挂上钩，把自己所做的不科学不文明的事情也说成是科学发展观的产物，这是把科学发展观庸俗化。再一种倾向是抵制、诋毁科学发展观，认为讲了科学发展观会否定过去的工作成绩。因此，要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物质力量还有不少困难。
第一个难点是均衡与速度的关系。中国人曾经强调过平衡，也批评过平衡，其实二者各有各的道理，只要不是各执一端就可以了。发展总是沿着“不平衡－平衡－再不平衡－再平衡”的曲折道路前进的。速度，尽管有着迷人的魅力，但是为了均衡，有时不得不降低一点速度。比如ＧＤＰ，我国遇到了那么多灾害还增长9．1％，今年在尚未遇到大灾的年初却决定降为7％，这是为什么？不是别的，这是为了提高非物质部分而采取的降速，是为了发展不创造ＧＤＰ的那部分而采取的降速。一句话，是为人本而降速，为全面而降速，为协调而降速，为持续增长而降速。
ＧＤＰ是不可少的，可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的ＧＤＰ上去了不少，我们的成本上去得更高；我们的ＧＤＰ上去了不少，可是没能把社会秩序相应地提上去。这是辩证法所揭示的规律对我们的惩罚。拖欠工资自然应当清欠，近年累计欠农民工工资3000亿元。今年还要追缴往年的欠款。试问：“清”了这笔“欠”，那些挪用和利用农民工工资搞的工程项目拿什么来投资？还有，20世纪末的圈地运动使得土地安全受到威胁。开发区圈走一圈，工业园区再圈走一圈，方兴未艾的大学城又圈走一圈，还有个“姓高”的高尔夫“先生”圈走了第四圈。圈地迫使我们必须进行新的土改。这就是说，要区别经营性用地和公益性用地：在经营性用地中加大农民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要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经营性用地市场，要提高公益性征地对农民的补偿，要将征地交易与农民社保挂钩，要让拆迁补偿到位。所有这些受欢迎的举措都会使得土地的成本加大。不用说，土地成本大了，基本建设就上得慢了，基本建设下来是很自然的。
第二个难点是统筹与市场。统筹不是恢复过去计划经济时那些老一套的做法，恰恰相反是要在市场经济中统筹，运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来统筹。前些年的失衡主要是超经济、非市场的行为造成的，是违反市场规律造成的。比如负地价开发，欠工人工资搞开发等等。
第三个难点是全面与重点。辩证法不是变戏法。在ＧＤＰ这个重点已演变为ＧＤＰ拜物教的情况下，在“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的呼嚣声中，在“重点”严重脱离“全面”的严峻现实面前，再过分强调“重点”似乎就不利于科学发展观的推行了。重点，有时候70％是重点，有时候60％也是重点，甚至40％也可以是重点。现在的问题是应当从70％的重点，降为60％或不到60％。再说，重点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被联合国评为生活质量高、生存环境好的国家，社会事业的投资都超过了51％。在我国，社会事业的投资超过51％是迟早的事。现在开始的向社会事业倾斜就是个好兆头。
第四个难点是效率与公平。多年来，我们一直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确实提高了，可是回过头来想一想：不适当地强调效率，造就了多少“豆腐渣”。不知有多少地方是ＧＤＰ长一寸，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多一尺，犯罪率长一丈。没有公平能称得上效率吗？没有公平的效率能持续吗？我从凶杀案发案率最高的一个省了解到：因不公平待遇而铤而走险去杀人的占该省凶杀案的三分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今天不公平的情况我们该反思出一点什么呢？还能把公平置于“兼”的位置吗？
藐视辩证法是要受到惩罚的。那么，尊重辩证法呢？无疑是应当受到奖励的了。我们相信：以人本、全面、协调、持续为原则的科学发展观是应当受到奖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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