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求解“民工荒”谜团

　　编者按

　　最近，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局部性招雇农民工困难的“民工荒”现象，在这个季节出现这样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尤其值得关注和重视。本版综合了各个专家的观点,希望为读者解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为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探寻一些挣脱这种困境的良方。

　　[异见]

　　“民工荒”不是荒

　　广东金融学院劳动经济和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　罗明忠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年6月份统计的村一级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和往年相比保持了平稳增长。另外，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看，自2000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也是逐年攀升，分别为3.1%、3.6%、4.0%和4.3%.我国的就业形势并不乐观，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将比较严峻。

　　可以说，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边是有人没工做，一边是有工没人干的尴尬局面，“民工荒”并不是真的荒，更不能因此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得到了根本改观。

　　民工短缺是可喜信息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徐林清

　　所谓“民工荒”实际上仅仅表明了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并不是说整个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供给短缺，是在既定工资水平下低级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确实出现了普通操作工人招工难的问题，加上原来技术工人短缺的老问题，使人感觉到似乎真的出现了“民工荒”。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现象，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必然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越是成功，劳动力成本上升得越快。从宏观角度看，这应当是一个可喜的信息，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实质性提高。而对企业来说，企图继续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获得竞争优势恐怕将面临更多危机，有意识地向技术、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转移将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民工荒不应发生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郑梓桢

　　从宏观环境上分析，民工短缺不应发生，也不是事实。中国当今劳动力不短缺，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也不短缺。不但不短缺，反而过剩。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超过1.5亿。众多人口学家预测分析的结果是：即使从2000年起中国每年新增安排800万人就业，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较彻底地卸下中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包袱，退一步看广东，广东本地劳动力人口并未充分就业，广东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吸纳远未完成。从2003年起，广东将面临为期四年的历史上空前的新增进入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高峰期。

　　然而在局部上，民工短缺成为事实，在庞大的民工人口的压力下，民工流动渠道仍然不畅通，民工在迁入地难以驻留，这只能从制度和政策上寻找缘由了。

　　产业梯度转移是好事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史晋川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产业梯度转移无疑是一件好的事情。但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在传统产业迁出去后，需要新的产业及时进入。如杭州目前在发展软件、商贸等；而温州新的产业并没有形成，当地经济有空洞化的危险；宁波则侧重发展重化工业，一旦成功将为当地经济的长久发展提供基础。

　　[原因]

　　农业收益变化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一切错误最终都要得到报复，问题说来就来了。最近，来自几个不同省份的消息表明，一些大量使用农民工的企业遭遇“民工荒”———招不到农民工，以至于资方开始向政府求援，政府官员们又要“动员”农民工到工厂去做工。

　　今年粮食涨价了，再加上政府的一些补贴和减免税费等措施，一个农民家庭就可多收入几百块钱。一算账，有的务工农民就索性回家种地去了。农民打工的净收入实在太低了，扣除掉在城市里的消费，所剩不多。

　　如果遇到黑心老板拖欠工资，农民工终年辛苦劳作也捞不了几个钱。再考虑到其他因素，如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甚至还要吃“民工粮”，农民回家去挣那一年才几百元的新增收入，实在理性得很！

　　农产品价涨生活费上升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所教授、博士　谌新民

　　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近期农产品价格上升导致物价上涨进而引起民工生活费用大幅上升所致。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上升3.6%，其中食品价格上升9.5%。对民工影响最大的是有些地方大米的价格上涨了近一倍，而珠三角民工工资12年间仅提高了68元。这是造成民工外流的直接诱因。

　　首先是近期中央一系列利农政策的出台，使得务农的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相对于珠三角地区十几年不变的每月只有500元—800元左右的收入，不断上升的涉农收入无疑增强了农民工返乡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对珠三角地区劳动力的供给。其次是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的长足发展形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长三角地区民工工资收入上升快过珠三角，这使得大量民工尤其是有一技之长的民工选择流向长三角等地区就业。再次是内地省区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吸纳了部分当地的劳动力。

　　此外，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引致对民工需求的变化。广东省经济持续高速稳健发展，始终保持着对民工的巨大需求，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使得对技能型民工的需求量增加，从而使结构性的人才“荒”变得比以往更突出。在我国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而离开土地的民工如果在工作地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享受不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加之劳动条件恶劣，收入低下，这时一旦外面的吸引力增大，就可能随时出现“缺工”。

　　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史晋川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出现：一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到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许多民工在当地便可以就业，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找工作的人也就少了；二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生活成本高，尽管绝对工资可能比其他地方高，但相对工资却比较低，因此民工更愿意到生活成本低、相对工资高的地方工作。

　　劳资关系紧张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石磊

　　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民工荒：一是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资方不尊重民工，使得劳资关系紧张，民工最终选择退出；二是民工在城市处于边缘地位，社会对其存在有形和无形的歧视，导致一些民工离开了城市；三是今年粮价上涨，农业收益提高，也吸引了民工留在农村。

　　欠薪使农民工感到寒心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杨永华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原因：工资增长缓慢且多拖欠、打工成本高。之所以出现民工短缺，自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近年来增长缓慢的民工工资，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有条件的，比如要取得较高的收入等。刘易斯曾作过估计，外出农民的收入要比留在原地高出大约30%以上。今年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了农民收入，徘徊了几年的农民收入终于大幅度上升，上半年农民平均每月现金收入为224元，这样，外出民工的月收入，即扣除生活费及往返交通费后的纯收入至少要达到300元以上，否则农民就不会外出打工。没有技术的农民工收入多年来徘徊不前，与在家的农民收入的差距迅速接近。据广东省总工会7月初公布的调查报告，广东外来民工中有一半人的工资在800元以下，很多外来民工的工资仅仅三四百元，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在一次报告中曾指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民工工资增幅只有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

　　中国的农民工是精于计算的经济人，当遇到工资下降时，自然就不会外出打工了。

　　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普遍存在，使农民工本就不高的收入也难以兑现。据全国总工会2003年的估计，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在1000亿元左右。这就是说，全国外出打工的9800万农民工，平均每人被拖欠工资1000元。

　　这使农民外出打工感到寒心。

　　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制度使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相当高。比如，由于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外出打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青年农民，仍然不能把户口迁入到他们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孩子不能到父母工作所在地读书，民工的工伤、养老、失业、医保等待遇都存在不少实际问题和体制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

　　制度本身及其导向问题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郑梓桢

　　事实上，包括上述在内的种种构成民工短缺现象的缘由中，大多数是制度本身问题及其导向问题。而导致这些有缺陷和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的长期存在与实施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是观念和理念的陈旧。造成人口迁移流动“推拉力”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民工流入地和接受地的广东没有因应形势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仍然固守二十多年基本没有更新的民工就业、安置和待遇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以服从经济发展为主导，忽略了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导向；它注重的是廉价民工资源的索取与利用，没有同等关注民工的切身利益、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的培育提升。如果说它过去曾行之有效，则今天它已不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新环境的要求了。广东需要新的观念和理念指导下的创新的民工就业、安置和待遇等方面的制度、政策与模式，寻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平衡，保证劳动力要素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畅顺流动，实现其最优组合。

　　[展望]

　　触动经济结构改革按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

　　现在我国出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到了要结束“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为零”的时代了呢？笔者以为，得出这个判断还为时尚早。

　　按照笔者的计算，中国农村家庭要过上一种像样的生活，并维持一定的规模经济，每个农户至少应该有50亩土地。但如果这样的话，至少要有80%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必须转移出来，这意味着现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的4亿，要在城市经济部门就业，除去已经在城市经济部门就业的约1.8亿，还有2.2亿需要转移。按近年4%的转移速度推算，不考虑到劳动力的增长，要到2030年才能实现农村户均50亩土地。显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左右实现农村户均50亩耕地的农业经营规模，那真该感谢天佑我中华。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有了比较巩固的经济基础，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中国的改革还是未能在结构改革方面下大功夫，我们的担心就在这里：宏观形势稍一紧张，结构改革的环境就不好了，只顾得上调整总量关系，结构改革不能全面展开；而宏观形势稍一宽松，结构改革方面的问题又似乎压力不大了，也就不去管它了。“民工荒”正反映了中国经济目前深刻的结构性问题，数其大端，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像中国这样，城市经济部门中一半左右的劳动力不是居住在就业点附近，而是不稳定地在大的地域范围里流动，真的是举世罕见。这种情形会给企业的发展增加风险，也不利于公正的劳资关系的建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当然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是相去甚远。

　　农民工进城就业，本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农民工占有了城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来了消费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存在农民工与城里人抢饭碗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往往在城里扮演生产者角色，而在乡里扮演消费者角色。在这里，“萨伊定律”（供应等于需求）的作用被打了折扣，既产生了宏观上的低效率，又产生了微观上的福利损失。

　　目前的这种制度加深了城乡经济的分割。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不是“契约化”就业，他的利益难以提升；同时，农村的集体经济制度使农民在进入城市以后，得不到放弃土地财产权的任何补偿，所以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土地。

　　这两方面的因素，迫使农民不得不选择定居农村、做工城市的生活，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农业规模化发展的速度。

　　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虽然复杂，但大的方向应该是明确的，就是要坚决地打通农民进入城市的管道，使农民从农村中能出得去，在城市中能住得下，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做好三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通过这项改革，让进入城市的农民把土地财产权作为一种资源，作为获得城市定居的部分经济保障。而且，这项改革还会增加农业的规模经济。

　　第二，通过对城市住房和城市劳动条件的不同层次的规定（大城市高，其他城市依次递减），迫使大城市形成较高的劳动雇佣成本，从而迫使目前大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小城市转移，一举解决小城市面临的“产业空洞化”问题，使部分农民可在本县或本市就近兼业。这项改革可以由城市地方政府自主进行，中央政府不必做统一的强制性规定。

　　第三，放手调节劳资关系，一视同仁地改善民工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

　　不要害怕中国的产品失去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中国要发展，总归要靠扩大国内需求，外贸汇票无论有多少，它本身也不是财富。通过这方面的改革，让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能住得下来，从而变成完全的城市居民。

　　现在在这三方面的改革中，前两项还是空白，第三项行动不力。改革总要触动利益集团，总有难度，但患得患失就会延误时机，而诸如“民工荒”

　　这类现象就会变着法子来折腾我们。何去何从，我们应明智决断。

　　民工转移利于内地发展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汪玉奇

　　当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江西后，江西许多民工不再愿意出去打工。因此，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换代，转移落后的产业，发展能够提供更高工资的产业，否则民工荒的现象还会持续下去。

　　有些企业在珠三角只能获取3％的利润，而到江西投资后，却可以有10％的利润。低成本为这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产业梯度转移对江西实在太重要了，可以加速江西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江西近些年招商引资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的产业梯度转移。

　　传递了产业梯度转移信息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　干春晖

　　民工荒在某种程度上传递了产业梯度转移的一个信息。一些无法招到合适员工的企业只有提高工资，但这样一来，企业的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降，企业将面临生存困境。为此，这些企业只有迁移到人工成本低廉的中西部地区，以求得生存。如果一旦形成了规模，则会出现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

　　我认为民工荒虽然是产业梯度转移的迹象，但是产业梯度转移目前还不是特别明显。事实上，现在的产业梯度转移还存在许多障碍。从全球经济来看，即使是美国，政府也是十分愿意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这样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而对产业进行升级换代，多是被迫，别无选择。产业进行升级换代需要一定的基础，如有充足的资金、技术研发力量雄厚等等。但是，对上海而言，我认为产业升级换代还没有达到瓜熟蒂落的程度。上海近三年的一些经济增长指标落后于周边地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工业没有得到比较好的发展。而对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我认为在接受产业梯度转移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是制度成本过高，我举江西这个例子来说明。江西原先经济发展缓慢，一个很重要的障碍便是制度成本过高，所以导致江西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没有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此，这些年江西省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而是着重改变政府、官员的工作作风，降低制度成本，使得经济发展很快。因此，我认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换代时机现在还没有形成，而中西部制度成本过高，加上目前中西部民工到沿海发达地区工作在交通上比较方便，因此导致中国产业梯度转移的周期将比较漫长。

　　产业梯度转移，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便是能够使得中国长期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尽管沿海地区的成本在提高，但通过转移仍然能让中国保持竞争优势。

　　[良方]

　　用工会调节劳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

　　农民不去工厂做工，既是农业收益变化的结果，也是他们消极保护自己权利的结果。调查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近10年间，唯一没有增加的就是农民工工资。维持这样一个劳动供求关系，固然和农民工的供应充足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和过度的盘剥排挤了新增工人的就业机会。

　　劳动的廉价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而劳资关系的调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话题。不道德的劳资关系不可能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道理其实很简单，相当大的一个劳工群体长期接受极端低下的工资水平，又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公共品的服务，意味着消费市场的萎缩，意味着资本的扩张将受到限制。

　　调节劳资关系，必须依靠政府行为。因为单个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高强度地剥夺工人利益所产生的后果，虽然最终会给它们自己出难题，但单个资本不会联合起来纠正自己的行为；而资本的集合一定会陷入非理性状态，它们会破坏自己的长期赢利前景，破坏自己的市场。所以，帮助农民工同时也是帮助资本，虽然资本自己不懂得这个道理。

　　组织工会来平衡劳资关系是世界性的经验，在中国也会有效。笔者相信，如果对现有工会进行认真改革，使之更加独立，工会领导人的产生机制更加民主，工会在平衡劳资关系中的作用也会更大。

　　调节劳资关系，确保劳动者的正当权利，将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长期课题。完成这个课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最终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必须要和完成调节国家和民众关系这个更艰巨的任务一并进行，但我们在目前既定的体制之下仍可以做许多有益的工作，而不必等待一个什么鸿篇巨制式的改革方案出台。

　　确立“准产业工人”地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　郑英隆

　　解决农民工的根本在于确立他们的“准产业工人”地位。准产业工人的理论涵义，顾名思义，还不是产业工人，它是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的“中介”或“中间环节”，它给予了农民工转化为正式产业工人的发展目标与努力方向。所以对农民工的“准产业工人”性质转变，是给农民工予一种身份转变的动力与机遇。现实中的农民工有“二重性”，一重是其工作性质或其劳动性质是产业工人，按产业工人的特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一重是其身份却是农民的，与他出身、成长的农村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劳动性质与身份的不一致，反映在农民工身上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就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笔者认为，首先要打破农民工所进入的产业的限制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已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主要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但他们所能进入的产业还主要是建筑、纺织、采掘、环卫、搬运和某些服务行业，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打破各种产业进入限制，让他们逐步进入可同城镇居民一样自由择业的时空，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需要一个“准产业工人”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通过在工矿企业的“干中学”和产业工人的学习制度安排，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增强他们对一些重要产业的“进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对准产业工人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逐步获得和形成产业组织观念，逐步以产业组织形式克服自身的缺陷，有利于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自强中得到较好的维护和保护。

　　创新民工就业制度与模式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郑梓桢

　　应该把制定广东人口发展战略迅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保证广东人口发展的平稳、健康与安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正视区域利益格局调整后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政府能做的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让市场充分有效地发挥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并利用这一事件使之成为增强珠三角企业竞争力的契机。

　　让市场发挥配置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所教授、博士　谌新民

　　我认为目前的“缺工”是市场的正常反映，不可忽视也不必惊慌，更没有必要再回到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的老路上去。为了预防再出现类似情况及减少对广东省经济的影响，必须加速建立人力资源供求预警系统。

　　从市场运行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说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缺工”的出现正是市场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最终还是应该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完善市场运行体系，尊重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来解决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问题。

　　从企业角度来说，应提高对人力资源供求的预测意识。着力改善企业劳资关系，改善工作环境，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而改善民工的待遇，留住企业所需的员工。在与长三角等地对人力资源的竞争中，部分企业用工成本可能上升，但这也许会成为珠三角企业改善管理、促进产业升级、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契机。

　　（金陵／编制）（来源：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