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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6800辆出租车停运，不仅使市民面临出行困难，使交通瘫痪，使“一些不法分子借机滋事”，而且直接导致两部政府法规夭折。它让我们看到：由于“出租车报废年限”直接关乎出租车司机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制订相关法规方面，政府不能仅仅满足于“单边行动”，而必须在事先征求利益双方的意见。
这个征求意见的过程，我们叫做听证。假如说政府部门能够从出租车停运事件中汲取一些教训，首当其冲也应是对听证程序的尊重。
“听证”成为近年来我国公共生活的一个关键词。为什么要进行听证？因为政府机关的任何一项决策，总会存在不同的观点或意见，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么听证会的作用就在于给各种意见一个表达与比较的机会，是政府决策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的一种保证。更重要的是，通过听证，使处于博弈双方的利益主体达成妥协与认同，能够消解公共管理的初始风险，更容易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
至少，“出租车停运”让我们很难说银川市的管理是最有效率的。好在，在经历一场停运及上访事件之后，银川市相关部门意识到了听证之必要，提出应进行听证。我们看到，7月30日发布的《银川市人民政府通告》第二条明确指出：“在依法、充分调研听证、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有关出租车运营的新的管理办法。”博弈可以使各方利益得到兼顾，妥协产生了合作。银川事件的教训可谓深刻，但亡羊补牢，时犹未晚。相信经此一“役”，银川市相关部门能够真正拥有公共决策及管理的智慧。
而在另一方面，银川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听证制度的尴尬。我不大相信，银川市政府相关部门对听证会闻所未闻，而绕开听证也未必真是出于利益垄断之目的，但从最终放弃了听证这一点上，至少表明，在相关政府部门眼中，听证会是可听可不听的，是无关政府决策之宏旨的。它显示出，听证并没有成为公共生活的一种必由路径，在公共生活中政府对“我说了算”的“自信”仍远远大过对民意的尊重。这种尴尬也让我们看出，听证制度之所以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的原因。这种形同虚设是指，有的是索性不去听证，有的听而不证。
套用一句话就是：听证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在公共管理及公共生活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听证的形式，更需要听证的效力。与其说银川事件凸显出了听证是不可或缺的，不如说，只有真正发挥听证的效力，才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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