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帮解读——兼谈浙商与粤商之三

　　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的生存、发展都离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纵观古今商帮的兴衰轨迹，我发现，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是倒过来，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粤商与浙商的发展演变证明了这一点。

　　人和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天时

　　明清之际，中国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已发展到很高水平。随着农产品与牧产品的相对充裕，两类产品的交换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就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

　　自古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统治者的冲突几乎从未间断过。为了征讨北方游牧民族或维护边疆安定，明清两朝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地广人稀的北方解决军队的后勤供应。这不仅为长袖善舞的晋商提供了发财的商机，也促进了他们与皇权、与官府的结合，成为具有垄断特权的皇商。

　　以上两点便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天时。

　　山西所处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则为晋商的崛起构成了最重要的地利因素。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我们不难发现，山西正好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接处。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在这两大需求之间，晋商便自然而然成为交易的纽带和桥梁。交易本来局限于山西及周边地区，但随着两种文化、两类产品的互补需求越来越大，加入这个商贸活动的商人也越来越多，其辐射和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向内，扩展至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向外，延伸至远东、贝加尔湖，乃至前苏联广袤的游牧之地。庞大的市场，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只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商业劲旅。晋商的生意之所以能渗透到漠北的游牧地区，还因为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丘，交通没有大碍，马匹、骆驼就可以胜任。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恶劣的自然条件。“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300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100多次，平均3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300万。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西口”———山西与内蒙交界的一处长城隘口。有人从这里走出去，走成富商大贾，而更多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但不管怎么说，农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却成了晋商崛起的有利之地。

　　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启动主要靠经营茶叶，随着与官府的结合，逐渐转向食盐等垄断产品的经营。与晋商的不同之处是，徽商的市场主要在内陆腹地，运输依凭的主要工具是舟楫。

　　官商结合受限多

　　商帮难逃覆灭运

　　作为一个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如说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晋商与徽商也难以逃脱这一铁律。

　　当晋商和徽商赖以生存的天时、地利优势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和火车、轮船的开通而丧失时，其衰落就成为历史的定局。

　　纵观中国商帮的兴衰轨迹，我们不难看出，商帮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特定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就像春季的植物不可能在冬天发芽一样。同时，商帮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产物。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无不影响着、决定着、制约着商帮的兴衰演变，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长出特定的植物一样。

　　所以，当浙商们今天豪情满怀在谈论浙商的崛起时，当全中国都在为浙商大唱赞歌时，浙商们一定不要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不要忘了，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之变，没有以上海为龙头的珠三角的整体崛起，没有整个中国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浙商们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样在寂寞中静静等待。

　　财富流向决定商帮走向现代商帮主导自身命运

　　人类的成长和发展总是以螺旋式进行的，没有下旋哪有上旋，没有低谷哪有高峰。事实上，粤商们已经开始了对自身性格缺失的深刻反思和对他人先进经验的自觉汲取，相关报道、相关文章不断见诸各类媒体。如果谁以为，粤商从此就会走向式微、走向衰落就大错特错了。拥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深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千锤百炼的粤商，不仅积累了极为雄厚的有形资产，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无形资产。随着泛珠三角的区域大整合，随着东盟经济的一体化，当今世界一个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必将在南中国大地崛起，而与之一道崛起的必将是一个强大的南粤商帮。

　　历史上的商帮无论多么强大，然而由于天时、地利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最终往往都灰飞烟灭。那么现代商帮能否找到一条永恒之途？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二：一是历史给了我们成就永恒商帮的特殊机遇———这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二是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而现代意义的商帮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就能够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其实，对商帮，我们大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抱着太强的区域或地方心态。商人也好，企业家也罢，其本质是流动的，就像游牧民族逐草而居一样，什么地方利于财富的积累，什么地方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它就会流向那里，这也是资本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

　　不管是曾经辉煌过现在已消失的商帮，还是目前风头正健却不知未来走向何方的商帮，最终都将流入到中华大地的土壤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