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增长动因看宏观调控着力点

　　去年下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从今年4月开始，宏观调控的效应逐步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逐月回落，部分行业投资增速显著下降，货币、信贷的增速放缓，农业基础得到加强，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增产，粮食价格高位趋稳。宏观经济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当然，国民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偏高，煤电油运，特别是煤电的供应紧张状况尚未缓解，物价仍处近年高位，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风险依然存在，宏观调控中的一些负面效应开始露头，因此，调控的力度不能减弱，方式也要改善。

　　本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

　　本轮经济增长从2002年开始进入上升通道，除ＳＡＲＳ的短期扰动外，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这轮经济增长的动因，从需求方面看，一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培育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鼓励住房和汽车消费，带动最终消费。2001年至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分别增长27．4％、23．8％、30．6％和28．7％；商品房销售面积分别增长22．4％、20．2％、29．2％和26．9％。汽车产销量从2001年的230多万辆增加到2003年的440多万辆。二是城镇化加快。城市化率近四年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以上（2000年至2003年城市化率分别提高1．44、1．44、1．43、1．41个百分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带动钢铁、水泥、有色、化工等原材料需求的急剧上涨和这些产业自身的迅速扩张，并带动能源、资源性产业以及机械、装备工业的快速增长，拉动经济的全面快速增长。三是外需增长强劲。近两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为我对外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特别是美元对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贬值，2002年1月至今年5月，美元对日元、欧元分别贬值20％和30％以上，而人民币钉住美元，这就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提高，2002年、2003年进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21．8％和37．1％，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增速达39％以上；2001年1月至今年6月，贸易盈余超过700亿美元。外需的扩大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性产品和一般消费品工业的较快增长。

　　从供给方面看，一是外资大量流入，2001年1月至今年6月，外资流入累计达到1869亿美元；二是货币和贷款急剧增加，2001年底至今年6月，Ｍ1净增29129亿元（2002年增长16．8％，2003年增长18．7％，今年上半年增长16．2％），Ｍ2净增约80000亿元（2002年增长16．8％，2003年增长19．6％，2004年1－6月增长16．2％）。货币供给的高速增长和急剧扩张，为贷款的增长提供了可能。加上各银行存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有增大分母的技术要求和主观愿望，在低利率的条件和预算缺乏约束的情况下，客观上促成了贷款的大幅增长。这就使固定资产投资扩张成为可能；三是低成本的土地供给。1997－2003年因建设占用耕地1400万亩，平均每年200万亩，其中，2000年197万亩，2001年207万亩，2002年334万亩，2003年343万亩。这种行政主导的、以土地作为原始投入，抵押贷款，吸引外来投资的方式就成为经济扩张的重要方式。

　　如果上述因素得以合理利用，本轮经济增长本可不偏离正常轨道的。但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原材料价格上涨过猛，煤电油运全面紧张使各方面的关系绷得过紧，经济运行成本大幅度增加，宏观经济稳定受到威胁。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把经济运行拉回到正常运行轨道。

　　宏观经济运行失衡的根本原因

　　宏观经济运行失衡的根本原因一是货币供给过多，而政策工具的运用存在两难选择；二是低成本土地支撑的城市化进程过快，超出了现阶段发展水平和部分行业、部分产品的支撑能力，使供求结构失衡。

　　首先，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后，我国的货币金融体制难以相应调整。随着贸易盈余、外资流入的增加，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内，外汇储备骤增了约3500亿美元，在固定汇率的体制下，为了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央行不得不被动地买进美元，尽管采取了对冲操作，推出“央行票据”等措施，仍难控制基础货币的过量投放和货币供给的超常增长，这就为投资扩张提供了货币保证，并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了控制通胀，通常应提高人民币利率。但提高利率，又会扩大人民币与美、日、欧等主要货币的利差，为国内外投机资本创造套利和套汇的双重可能，进一步增加外汇流入，增大汇率升值的压力。同时，会造成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波动，增加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而现行的利率不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虽对抑制信贷增长起到一定作用，但增大了央行的调控成本和商业银行的运行成本。同时扭曲的价格必然导致企业和个人行为的扭曲，使资源配置失效。如果既不提高利率，又不使人民币升值，则宏观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很难从根本上消除，而且问题将进一步积累，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出现，并为今后解决问题增加更大的难度。

　　其次，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后，中央财力不断增长，调控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中央、省、市、县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并没有相应调整，加上转移支付体制还不规范，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方，财政越困难，政府层级越低的地方，财政越困难。各级地方政府换届后，发展经济，增加财力的要求更加强烈。有条件的大干快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上，不少地方采取经营城市，滥占耕地，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招商引资，剥夺农民，透支未来，超出本地实际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经济偏离正常运行轨道。

　　根据问题的症结，把宏观调控短期措施放在管住土地，管紧货币上应该是抓住了关键，抓住了要害。事实上，土地问题，经过严肃政治纪律，采取行政手段，已初步得到控制，但内在机制并没理顺，仍潜藏着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因素。而货币的问题，虽然增速下降，但负效应也开始出现，离问题的解决还有很大的距离。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

　　从政策导向和提法上，似不宜再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调整政策导向，可考虑提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控制政府投资，推迟国债资金的使用，如果财政收入仍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甚至可以削减建设国债规模，以财政超收部分填补削减的国债资金投向，加强农村、社会等短腿部门。

　　从短期措施看，根据近期宏观经济的运行趋势，可考虑暂不出台新的从紧的总量调控措施，而加强结构性政策调整。理由：从物价的走势看，粮价大体上不会再有大的上涨，食品价格也将相应稳定在现有水平上。物价的翘尾因素到9月份将逐步消除。生产资料价格在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回落的情况下，进一步大幅上涨空间不大。全年ＣＰＩ控制在5％以内不会有问题。从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煤电油运紧张状况问题而言，升息等总量措施短期的直接效应并不明显，只要银行用好现有的贷款利率浮动等政策工具，真正分析市场风险，独立审贷，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是有效的。值得注意的是，要积极调整贷款结构。到6月底，长期贷款增速仍高达30％，短期贷款增速不到10％，在总量紧缩的情况下，贷款向中长期倾斜必然加剧当前运行的矛盾，造成流动资金紧张和企业间资金拖欠。

　　因此，必须改变贷款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把宏观调控的思想落实到具体的微观措施上，使两者相协调。另外，要根据土地市场清理整顿的情况，对通过清理验收的规划内用地和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的项目，适时解除冻结，以防止来年增长后劲不足。对于电力供求矛盾，在加大供给力度，改善需求侧管理的同时，运用价格杠杆，适度提高用电价格，分时计价，增加高耗电企业的运行成本，淘汰和限制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用电需求，避免人为调节造成的简单拉闸限电和一刀切。对于居民用电，也可采取超额用电加价，补贴低收入家庭等办法，促进家庭节约用电。通过市场调节，降低用电需求，缓解供求矛盾。

　　从长远看，必须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积极推进改革。特别是抓紧推进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的实质性改革，发挥资本市场和银行的积极作用，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特别是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探索适合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和市场条件的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深化规划体制改革，提高长期规划、中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科学性，增强规划与计划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特别要避免计划控制的部门、产业与市场主导的部门、产业发展的脱节，形成发展的瓶颈，造成经济运行的波动。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特别是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使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相一致。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干预。通过改革，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体制性矛盾、结构性矛盾，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微观基础，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为宏观调控提供有效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