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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财政政策的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总量与结构。从总量上看，中性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既不扩张，也不紧缩，即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不产生刺激性或抑制性的影响。这表现在预算收支上就是基本平衡，不搞赤字。从结构上看，财政上实行“有保有控”，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一方面促进瓶颈、短缺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控制那些偏热行业的发展，以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扭曲。
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同时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即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不断弱化。从时间维度来观察，不再扩张也是一种紧缩。对那些已经习惯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人们来说，不发长期建设国债，不搞点赤字，恐怕就不算“正常”，逐步退出扩张性政策在心理上和行动上都会产生“紧缩效应”。因此，扩张也好，紧缩也罢，都是相对的。不过，我们是以财政平衡为衡量标准的，只要是趋向财政平衡，亦即赤字缩减、发债规模下降，就可以说财政政策趋向中性。
转向中性财政政策是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由于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长期未得到缓解，当前宏观经济出现了一种“摩擦性过热”现象，虽然表现在局部，但有加剧和扩散的风险。当前的摩擦性过热完全反映在投资方面，而投资的过快增长却是政府与市场行为的叠加所致。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有两种选择：控制政府投资或控制市场投资。而市场投资的复苏恰恰是我们多年来所希望的，在投资总量增长过快的情况下，我们自然偏向通过控制政府投资的增长来达到抑制社会投资总量的过快扩张。在这种情势下，如果继续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不断地扩张政府投资，就可能火上浇油，抵消当前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因此，减弱政府投资扩张的力度在当前十分必要。
再者，积极财政政策手段持续7年，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000亿元之巨，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其可持续性愈益令人关注。最近凭证式国债发行出现“淡市”现象，表明扩张性政策日益接近极限，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应当说，财政政策的“转向”是顺势而为，恰逢其时。
至于说中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方向上，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都是一种“逆风向”的反周期操作，防止社会总需求的大起大落引发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负面作用。中性财政政策则不是总量的反周期操作，而只是一种结构性的导向型操作。
表面看来，转向中性财政政策似乎是财政要“功成身退”，无为而治。财政政策是否有“作为”，不能仅仅从对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影响来分析，还要从对整个经济、社会结构和全面发展的作用来考察；不能只是从扩张或紧缩这样的干预措施来判断，还要从财政避免自身成为经济波动和社会失衡的助推器方面来讨论。在逻辑次序上，我们首先要考虑如何避免政府财政的政策性操作成为经济、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其次才考虑是否要发挥财政政策的扩张或紧缩作用。财政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应建立在“需要”和“有效”的基础之上，弄不好，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可能反而帮倒忙，加剧了经济波动和社会失衡。在此意义上，财政政策的“不作为”在一定条件下是需要的，反倒有助于市场机制的自然发育及其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更有“作为”。
其实，财政政策的作为不仅仅是体现在扩张性上，而是表现在对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只要是能对社会总供需平衡和经济、社会结构优化有正面的刺激作用，就可以判断财政政策是有效的，有作为的。财政政策的作为应符合一定时期政府的宏观目标（包括经济、社会目标），不能背道而驰。当前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目标不是防止速度下滑、拉动经济增长，而是预防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面对新的目标和任务，如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则会适得其反。
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不但不是“不作为”，而是大有可为。在新形势下，财政政策更多地体现“结构”的取向，发挥促进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总量取向”的财政政策向“结构取向”的财政政策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指标的财政政策转向兼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将使财政政策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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