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看似轻微的CPI上涨水平，已使国内部分居民承受力达到了十分脆弱的程度，并已成为某些社会群体中的难以承受之“轻”

    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2004年上半年及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分别达到了5.0%和3.6%；另据计算，同期核心CPI(一般CPI除去食品和能源等价格因素后)的增长水平一直保持在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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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宏观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里，这或许仍然只是一组“温柔”的通胀数字，甚至还算不上通胀，因为在中国，5%被学界普遍视为通胀是否已经形成的分野。而在经历了4年多的通货紧缩后，国内的经济学者一般认为3%—5%，甚至6%的上涨，都是属于“居民可承受的、温和的、恢复性的上涨”。

    但有关调查显示，目前看似轻微的CPI上涨水平，已使国内部分居民承受力达到了十分脆弱的程度，并已成为某些社会群体中的难以承受之“轻”。

    城市低收入家庭“衣食有忧”

    或许被某些经济学家轻视了的食品价格，首先成为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可承受之“轻”。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所做一项调查显示，今年1-5月，10%的最低收入家庭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233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8.5%；月人均消费性支出233元——也就是说，所有收入全部花完(全国人均收支相抵则有90元左右的节余)。

    导致低收入家庭“零节余”的主要背景，正是食品价格的急剧上涨。据统计，每户低收入家庭粮食支出每月增加13.2元左右，油、肉、禽、蛋及蔬菜五类必需品涨价，使每户低收入家庭每月支出增加21元左右，共计增加支出34.2元左右，即食品支出额的14.8%是由于涨价因素付出的。

    尽管低收入户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1元，增幅为12.5%，比全国平均增速高了近3个百分点，却远远赶不上“低收入者CPI”的上涨速度。

    今年1-5月，这些低收入家庭每人每月食品消费支出118元，同比增长15.2%，恩格尔系数高达50.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7个百分点。

    由于恩格尔系数低于50%在国际上被普遍认为是温饱到小康的一个最重要标志，所以，可以肯定的是，食品涨价直接导致了这些低收入家庭中的多数，在名义上，由小康再度降入温饱阶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这将有可能影响我国“建设全面小康”任务的完成。

    这位专家同时表示，一些低收入者甚至有可能已进一步沦落到“衣食有忧”的地步。因为调查显示，尽管今年1-5月这些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9.6%，但平均每人每月粮食消费6.3公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17公斤，虽然比例不大，但由于粮食的弹性系数极低，所以，确实有一部分人已经到了“缩食”的地步。

    更让人担忧的是低收入者的健康安全。据一位参加该项调查的人士透露，这些人的肉禽蛋奶的消费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蔬菜也只是以土豆、大白菜、酸菜、白豆腐等大路菜为主，而且多是“哪里便宜去哪里买”，联想到最近关于食品安全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报道，“真的很为他们担忧”。

    更重要的是，因价格上涨，低收入者购买每公斤粮食比去年同期多支付0.55元，购买粮食的平均价为每公斤2.37元，却比全国平均水平便宜0.41元，这个价格和市场上的所谓“民工米”的零售价相差不多，而《财经时报》在对“民工米”进行调查时发现，这种含有最强致癌性物质的大米，在许多地方是从前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这正是粮价开始快速上涨的时候。

    宏观调控与心理调控

    如果仅仅从名义CPI来看，通胀的梦魇似乎不足为虑。国内多数专家普遍认为随着翘尾因素的弱化和宏观调控效应的显现，中国CPI同比涨幅将在8月，最晚第四季度开始掉头回落。

    但食品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长期价格走势则不容“乐观”。

    社科院价格研究所一位专家向记者表示，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率提高，工业制成品特别是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长期价格将不断走低。但资源型产品，如汽油、生活必需的水电等价格则会不断上涨。粮食蔬菜等由于受土地资源限制，其价格总水平也将不断上涨。

    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指出，这轮食品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种监管措施如治理超载及食品安全检查的加强，导致运输、生产等环节的成本提高。因此，食品价格的上涨也是消费质量上涨的一种反映，而且越是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产品，会因此上涨得更快，这也是在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往往更便宜，而食品价格却高出我国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原因。而随着我国居民收入、食品质量及安全标准的不断提高，价格接轨也将是一种必然。

    面对这种必然趋势，专家们普遍认为，强制性的价格调控只能是暂时手段，根本思路应当是采取措施避免价格上涨过程中对某些群体产生过激影响。而有形的经济手段应当主要包括提高低保和加强社会保障水平等。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同样作为低收入者，离退休人员的承受能力就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人保障比较完善，而且这一群体的医疗、住房、子女升学、就业问题等大多已经解决，尽管预期收入不多，预期支出同样较少。

    而在《财经时报》进行的调查中，发现现实和预期收入均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都市白领，居然也成为对物价上涨敏感度仅次于低收入者的群体。

    赵锡军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这部分群体预期支出较大，而“必须花钱的地方”也比较多，导致最后可自由支配的钱并不多。调查发现，在这轮通胀的情况下，许多都市白领的月“财政节余”甚至不如一些离退休人员。

    “当然，一些都市群体，特别是青年白领群体对通胀承受能力较弱，与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的过度消费的不成熟心理也密切相关”，赵锡军认为，除了经济手段外，一些心理辅导和观念教育的社会手段同样不可缺少，特别在社会剧烈转型阶段，这种手段对于大多数社会群体都十分必要。

    有社会学家指出，本轮通胀水平，包括食品价格上涨水平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几轮通胀相比，其实要轻微得多，但居民的承受能力却远不如当时。除了预期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下降等经济原因外，也有心理上的因素——由于社会转型而造成居民心理压力增大，这一点点由经济压力转化成的精神压力，就有可能在某些人已不堪重负的心理上，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