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投融资的权利还给投资主体

　　作者：赵晓

　　据说南方某个开放城市颁布了一项保障新闻自由的规定，世人皆欢欣鼓舞，惟独我一位从事法律工作的朋友闻讯大骂：这是违宪行为！《宪法》明明规定，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为何多此一举！一个城市有什么权力规定公民有新闻自由？难道其他城市不规定公民有新闻自由，公民就没了新闻自由吗？

　　如果都像我这位朋友那么激烈，上述批评大概也可以“扣”在有关投资体制改革的最新决定的文件上。不过，笔者已经告别了“激烈的年代”，并认识到终极目标固然很重要，转轨过程中一点一滴的进步更加重要。南方那个城市出台保障新闻自由的规定，以宪政的角度苛求的确是多此一举，但在中国目前特定的转轨环境和条件下，还是有其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从这个角度看，对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

　　《决定》给予企业放权的同时，对政府的权力给予规范和约束。这些都是学者和企业呼吁了好多年，民间争取了好多年，本来就属于投资者的权利，现权利还给投资者了，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则因此收缩几许。诚为幸事一桩！

　　不过，反思《决定》，尚有以下几点认识，可供讨论。

　　一是《决定》的颁布是深化市场改革、保护私人产权的一个体现。比如，《宪法》修改中，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由“引导、监督和管理”，变为“鼓励、支持和引导”并对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再比如，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并提出放宽市场条件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其他行业领域，以及进入一切法律不禁止的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的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显然，《决定》是符合制度创新的要求的，乃大势所向，改革之必然。

　　二是《决定》颁布有利于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决非让民营企业承担调控成本甚至成为牺牲品。所以，很快，就有了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讲话，有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民营企业应该清楚：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心决不会动摇，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决不会动摇。

　　三是《决定》仍然只是初步的，仍未完全到位。

　　首先，《决定》的核准制度有可能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变形的审批制。就像中国的股份公司上市如今只需核准即可上市，但实践中的结果仍然与审批制度无异。项目投资核准制会否步公司上市核准制的后尘，且拭目以待。

　　其次，需要核准的目录仍然太多、太泛。目前的目录共涉及13个领域，除了日用消费品外，几乎无所不包，而相当部分的项目，如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轻工烟草、高新技术等，实在没有太大的必要划入目录。

　　再有，投资改革需要和融资改革相结合，缺乏融资体制改革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配套，单纯的投资体制改革能够取得的成效要打折扣。举例来说，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一般项目投资了，那么银行在审查项目时要负更多的责任，但中国的商业银行能负这个责任吗？如果商业银行改革滞后，证券市场改革滞后，那么单纯的投资改革一时还难以改变中国落后的投融资体制的局面。

　　调查显示，中国的户均资产在前几年就达到22．8万元，资产总量大大增加，而且种类更多，房产，股票、债券、银行本币、外币存款、债权等，不一而足。而良好的投融资体制将使这些资产更有效率地流动，更加促进中国新一轮黄金增长。从这个角度讲，《决定》的颁布将是长期利好，而2004年7月25日，有理由成为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又往前走了一大步，并且开始触及到最难、最痛的体制硬核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