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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这项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要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通过制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引导社会投资。
投资体制改革又一次出人意料地得到加速推进。7月22日，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投资体制改革工作。三天后，新华社全文刊登了《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此“决定”的原型来自去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改委提交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方案获得“原则性通过”后，具体实施措施却一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公认的理由是，放开企业的投资自主权对当下的经济过热无异于火上浇油。可以说，从项目审批制到核准制和备案制的转换是本次改革的最大突破。“决定”中提出，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最终实现“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目标。其实质是对原有计划体制下政府审批制的剥夺和对民间投资的进一步开放。
民间投资的大规模启动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了通缩的阴影，却也成为今年经济过热的罪魁祸首，对经济过热进行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就是“斩首”，由此推论，投资体制改革当然要缓行。
事实上，对过热源头的判断缺乏数据的支撑。今年的全国城镇50万元以上项目，前五个月总体投资增长34.8％，其中政府增长33.3％，从五个月投资总量占比来说，政府占60％，民间占40％。很明显，造成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投资过热。央行的调查表明，由于城市建设投资的迅速扩张，城市建设贷款持续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正在加大：有着政府背景的项目很难用市场化的手段加以控制。
在宏观调控机制下，地方政府背景的投资博弈空间巨大。对政府投资约束机制的缺乏使得宏观调控最终不得不采取行政控制，而行政手段的迅速发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间接的经济调控体系还不健全，我国经济体制尚没有完全走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
审批权的高度集中，是地方政府投资过热和宏观调控“怪圈”形成的共同原因，投资体制改革则是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最核心环节。只有微观放开民间投资，宏观调控才能更加有效。
7月19日，温家宝总理对“决定”的批示，充分体现了建立市场化的投资体系对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总理指出，推进投资体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对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温家宝强调，这项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就是要确立企业在投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实行企业自主投资、自负盈亏，银行自主审贷、自担风险；就是要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通过制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引导社会投资。
这些基本原则早在10年前就已经明确，但是，改革却一直踯躅不前，由前国家计委提交的改革方案“没有跳出项目审批和计划管理的旧思维定式”，曾先后两次无果而终。本次“决定”的实施，是对发改委提交的第三稿改革方案的肯定，但“决定”也并非就完全令人满意，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来看，核准的范围仍然过宽，投资的约束仍然过紧。建立一个长期的、健康的宏观调控体系，涉及到投、融资的各个环节，涉及到央行、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各个部门的协调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只是关键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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