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之治 一个“体制内变革者”的路径选择

　　本报记者　何忠平　马潇然　康庄　新都报道

　　酒量很好的李仲彬没有喝酒，他把筷子轻轻一放，头往椅子后仰了一下，“我有时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要做到什么程度”。

　　这位用强制铁腕手段推行“阳光概念”的四川汉子，注定是在做一场充满艰辛和痛苦 的试验。

　　新都又有大动作。

　　7月21日，成都市新都区17名党政领导干部和49个区级部门民主测评结果在区常委会上公布。22日，针对测评结果，新都区级党政领导通过电视直播作了自我剖析，17名党政领导每人面对镜头3分钟，对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

　　尽管新都的老百姓对这种“民主测评”的方式并不陌生，但如此大规模的县领导班子公开亮相，在新都也是第一次。

　　新都区区委书记李仲彬在电视上露面，他穿着简单，嗓门宏大，一痣正中眉心。说到激动处，不时挥动双手，姿势斩钉截铁。这位让新都人感情复杂的“七品芝麻官”，任职6年来，展开了一系列国内瞩目的民主政治改革：

　　通过“以工补农”的手段，早在2003年新都就免掉了全区的农业税；几年来，李仲彬跑遍了新都299个行政村，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这个“李书记”；2003年起新都开始全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到目前为止，新都全区所有学校校长、299个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全部是直选产生的，现在连一位中学班主任指定班长时，都遭到学生反对：“我们要直选班长！”

　　李仲彬说，这些只是新都宏大计划的开端，只是“逗号”，真正的改革才刚刚展开。他要做的是“还权于民”，打造“阳光政府”，推进基层民主政治，为加强党的凝聚力、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与模式做一些试验。

　　这是一场波澜阔大的改革，但潮涌无声，一切的力量都掩埋在新都看似平静的街巷中。然而，就像李仲彬所比喻的，他是在新都创造一片适宜的土壤和气候，让“直选”这颗民意的种子有可能生根发芽。

　　几年来，围绕着新都改革的非议从来没有停止。有人骂李仲彬军阀作风，专制独裁；有人批评他作秀，搞花架子；有人认为他太理想主义，是个冒险家，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承认他“是一个好官”。也有人为李仲彬暗暗捏着一把汗：新都的胆子太大。在别的地方还视直选为禁区的时候，新都的步伐显然迈得过大过快。

　　面对争议，李仲彬的做法是：“慢决策、快执行、严监督。”大胆改革，谨慎行事。

　　自从本报报道新都区木兰镇中国第一例镇党委书记直选后，半年过去，一直关注新都改革和其背后推行者的我们，也在矛盾和期待中寻找机会，力图通过深入的调查还原新都改革的真实原貌和剖析新都改革的基因，提供给大家也许是中国基层改革推行者的另一个样本。

　　关键的拐点

　　这是新都。一个离成都只有半小时车程的地方，自从2002年始划县为区后，新都与成都的联系的亲密并不仅仅是靠一条高速公路。

　　这个西南城镇有着较为厚实的经济基础。它曾先后荣获全国乡镇企业百强区、全国科技实力强区，也是四川省、成都市最早进行综合体制改革的试点县之一。

　　新都老百姓也许不会记得1998年李仲彬出任分管工业经济的县委副书记的那一天，但对李仲彬来说，这却是他一生中关键的拐点。

　　时年李仲彬39岁，任成都市消防支队支队长，在力排众议提出“有警必出”的16字承诺和一系列招致争议的行为后，他似乎成为特立独行、喜欢挑战的一个注解。而这个选择“119”做自己电话最后三位号码的“救火英雄”，显然愿意尝试另一种生活，做一个“跟别人不同的县官”。

　　脱掉挂满勋章的军服，李仲彬开始了他的地方官的生涯。1999年和2000年，是李仲彬职业生涯中蛰伏的两年，从一个“英雄”到基本能适应地方工作的官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磨练过程，他自我评价说，这个过程他适应得不错。

　　新都桂湖，因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而出名，是省级文物保护基地。新都县政府却出资在湖边修建一座住宅楼，分给领导干部居住，一位退休干部对本报记者说，对这件事“老百姓意见很大”。一日，一副对联贴上该幢楼门口——上联“里面看外面：一群穷光蛋”，下联是“外面看里面：一群王八蛋”，横批“腐败楼”。

　　这位退休干部告诉记者，当年几乎是在一种无奈和没有选择的境地下，很多人把票投向了曾经的“英雄”，希望他能给新都带来一点改变。

　　2001年初，李仲彬正式当选为新都县长，2003年，升任改县为区的新都区区委书记。

　　整肃“不在状态”官员

　　“在其位，谋其政”是李仲彬做事的准则。刚一上任，他就先定规矩后办事，整肃“不在状态”的新都官场。

　　在他第一次主持召开的政府办公会上，他一口气说出了“十个不喜欢”：不喜欢层层批示、不喜欢事事汇报、不喜欢集体负责、不喜欢文山会海、不喜欢打肚皮官司、不喜欢暗箱操作、不喜欢小里小气、不喜欢做好好先生……

　　一众官员被这个新县官的强势所震慑——为了与各个部门对上号，上班第三天李仲彬花了一个上午从早上八点开始“拜访”县委县政府办公楼，先是A楼、B楼再是C楼最后是D楼，“拜访”所见让他大动肝火：有的部门连门都关着；有的办公室只有一个人，七八张办公桌空着；有的是清扫工人刚打开门……

　　李仲彬提出警告，如果再有“不在状态”，不管什么原因，就请局长、主任下课。上班第四天他将县政府机关83名总是上班迟到的干部，在县电视台曝光，在这一破天荒的干部如此“集体亮相”后，人们见识到了这位新县官整顿秩序的决心。之后，没有哪个干部敢无故上班迟到。

　　更进一步，李仲彬将整顿的矛头对准了麻将。当时，新都很多干部会在上班时间聚在一起“垒长城”，甚至明目张胆找个公务借口跑到宾馆包房，一打就是一天。

　　李仲彬认为此风必刹。他说，为了招商引资、为了陪上级的老领导打打麻将，这属于业务和工作范围之中的感情联络手段，可以理解，也值得去做；但同时他声色俱厉地在大会上表示，如果“上班时间我们内部在一起打麻将，查到就坚决洗白！不管是谁，绝不姑息！”

　　大年三十的下午，李仲彬下乡去看一个特困户，顺便去看一看镇里面的值班情况。结果一进门，就看见十几个人围着麻将转。

　　“啊！李仲彬！”有个挨着门口的人一声大叫，有的人在抓桌上的钱，有的人从后门往外跑，有的人从前门溜，有的人把脸侧过去面对墙壁，更有甚者钻到桌子底下……

　　对违纪现象的整顿让李仲彬得到了更多的尊敬。2001年，是新都县有史以来处理干部最多的一年。李仲彬曾对本报记者透露，2001年后，他将新都的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甚至县委办主任都换了个遍，新干部大多从异地调来，大多还是留美、留法的研究生、教授，新都官场污烟瘴气开始廓清，李仲彬的个人权威在对官场秩序的整顿中渐而树立。

　　整顿干部队伍后，李仲彬开始深入到农村去实地调研，而且往往是单枪匹马。某次下乡，他被200多名村民围了2小时，在耐心听取了村民们反映的各种情况后，他劝说村民，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村民们带着期待慢慢散去。李仲彬后来说，那些村民们非常质朴，反映的事情也都是现实存在的各种矛盾，“这个世界上没有刁民，只有刁官。刁民，是官逼出来的！”

　　现实让李仲彬看到了日趋紧张的干群关系并深为忧虑。为了查听民意，两年来，李仲彬走遍了全区299个村落。现在，到新都的乡村去，几乎没有哪个农民不知道这个“脸上有颗痣”的县官，在农民心目中，他是个清官，没有架子。

　　让新都老百姓觉得亲切的是，这个“县太爷”会卷起裤腿和他们一起走在泥泞的田埂上，下地查看庄稼的长势，递给他叶子烟就抽，泡茶就喝，不会另外拿出一个茶杯出来。喊跟他斗酒就斗酒，性格爽快，农民觉得“很有面子”。

　　铁腕推行“阳光概念”

　　一系列的吏治措施似乎初见成效，李仲彬上任的工作重点———招商引资也有不凡成绩：2001年实际到位资金12个亿，同比增长138％，另一方面，李仲彬的亲民风格开始获得农民的好感。

　　但李仲彬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人跟他玩起了猫鼠游戏。

　　为了打麻将，新都有些干部竟“开辟第二战场”，远征到周边广汉、彭州、金堂、成都等地的娱乐场所去打。同时，有很多企业向李仲彬诉苦，新都政府相关部门和干部吃拿卡要，向他们收取打点费，一年到头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给打点费不办事，给了打点费又办不好事。

　　更让李仲彬震惊的是，他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一名不称职的县官———上班时他不是被上访群众挡在大门口，就是出门被人拦车告状。“我跟封建王朝的县官有什么区别？”

　　民众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一县之长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到底谁是主人谁是公仆？李仲彬开始反思他曾经的诺言：“本人决不做庸官、贪官、绝不把官当官来做！”这当初掷地有声的话如今看起来更像是空谷绝响。他意识到，个人的廉洁自律并不能保证整个官吏机制的廉洁，必须让更多的人向他看齐，必须从制度上着手约束所有的官不能滥用权力。

　　2001年，他提出建立“阳光政府”。他解释说，所谓“阳光政府”，就是一个透明、勤政、廉政的政府，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府。

　　李仲彬开始铁腕推行他的“阳光概念”，其强制手段似乎与他想要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对此，他说，“人治最终是要被法制所取代的，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过渡性的、必要的人治还是可以的。”“有人可能觉得我好像是强硬和专制了一点，但我是在用强硬、铁腕的手段建立一套民主、科学的用人制度和决策制度。”

　　有熟悉李仲彬的学者评价说，崇拜孙中山的李可能把新都的现状定位为“训政”。

　　之前新都官场陋规重重，最让李仲彬不满的是，县领导班子成了接待员。这样的事在各地屡见不鲜，之前他就见到过在某地，凡上级领导去，四大班子全都到路口列队欢迎，全程陪同，起迎接送。

　　李仲彬决心向“潜规则”挑战，他告诫新都的干部要用“钢铁一般的规则”，来对抗并战胜“潜规则”。这个规则是：成都市上的副职来新都，就只去一个副职接，市长来就区长接，书记来就书记接，“啥子四大班子排起队接喔！这不是回到了封建王朝吗？”

　　他把130多名副局级以上的复员转业干部组织起来搞军事训练，以加强干部队伍的执行力；把公、检、法、司的队伍组织起来进行队列训练和汇操；把市容局的队伍交给武装部军训；把四大班子的保安队伍每个星期进行一次队列训练，一切都按部队的要求来进行管理……

　　有干部私下里说他是“法西斯”，胡搞军人治政。李仲彬坚持认为，这样有助于培养军人意识和团队意识；可以提高干部队伍的建设和办事效率，给民众一个崭新的形象。

　　那一年，李仲彬处理了18个向企业伸手的“恐怖主义”官员。

　　他请企业来当“组织部长”，新都每年举行两次“企业测评职能部门作风会”，邀请上百名企业老总对全区47个窗口部门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进行无记名测评打分，结果现场统计，当场公布，并在电视台公开———分数排名最后5位将被责令限期整改，连续两次排名靠后的部门负责人要受到严肃处理。

　　与此同时，他对政府各部门官员进行民意评测；建立“一站式”服务，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建立“公开、公正、公平，勤政、廉政、为民”的“阳光政府”，用李仲彬的话说，他是在通过这些措施打造新都的“商标”。

　　区政协主席罗时武曾介绍说，新都老百姓是一直不断地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但只有这一次，他们是真正实在地看到新都在一点点地变化：去机关办事不再找不到人，官员们不再白眼看天，下乡的干部也收敛了“土匪”气质，白吃白拿的现象少多了。据统计，2001年新都群众上访次数和信件比往年均有下降。

　　政绩工程与实惠

　　另外一件体现李仲彬施政风格的事情，是市政工程的建设。

　　他提出修建新都大道，但又遭到了强烈反对，有一部分领导坚决不同意，理由光明正大：2001年上半年，新都120户规模企业仍有42家属亏损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太多，财政就会吃紧，而急需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要补发机关干部的福利，要新增干部工资，了结供销社和乡镇企业合作的股金，还要补齐教师的工资……

　　李仲彬认为，新都发展的希望就寄托在搞基础设施建设上，必须要靠新的环境来吸引投资者。但他还是觉得不能以威权决定此事，于是将是否修建新都大道交由公开的政府办公会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险胜通过。

　　大道修成后，西南石油学院来了，四川音乐学院来了，多元集团也来了……现在很多人把新都大道叫作“仲彬大道”。

　　为了拉近政府与民众的距离，李仲彬还大拆围墙、大修广场。

　　2002年初，当拆掉区政府机关大门和临街围墙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人对此大为不解，甚至颇有微辞———拆掉围墙，就意味着每年要损失几十万的铺面收入；拆掉围墙，有很多干部就认为政府将会失去神圣和威严。

　　在李仲彬的坚持下，最终，政府机关门前还是修建了一座既可供市民休闲又能举办较大型活动的市政广场。李仲彬说，拆围墙就是要打烂“小金库”，破除僵化、封闭的思维模式。

　　大道建起来了，广场修起来了，阳光照在广场上嬉戏的儿童、散步人们的脸上，附近居民说，经常会看到李仲彬在广场上转转，连孩子们都认识他。

　　更进一步，李仲彬筹划着免掉全区农民的农业税和附加税。

　　这是李仲彬蓄积已久的想法，让占大多数的农民享受到“财政福利”，他冷静地观察局势，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新都62万人口，农民占45万，2003年农业税及附加2100多万元，占3亿多的地方财政不到10％———李仲彬认为免掉农业税和附加税，地方财政是能承受的。并且他还观察到，江浙一带较富裕的地区，已经取消了农业税，而国家政策也正在朝这个方向转移……

　　作为地方主政官员，他明白农业税赋对地方财政和乡镇官吏结构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税赋政策转折的契机———休民养民，对于新都这样一个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区来说，无疑是缓和基层矛盾的最重要途径。

　　2003年5月，新都在四川省率先成为农民“零赋税”的区县，央视在新都举办“同一首歌”活动的时候，李仲彬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这一消息。

　　为此，李仲彬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区委、区政府许多干部认为，根据《税法》等相关法律，取消农业税的权力在国务院，新都区争当“出头鸟”有极大风险。

　　后来，有人专门就此事上书上级告了李仲彬的状。省税务部门专门下通知责令整改，他立即改名为“以工补农”，由区财政为农民代交农业税，硬是扛了过来，“大不了解甲归田吧。何况是在为农民兄弟做善事、好事。”

　　这一切的背后，新都区原来的基层机构和财政体系承受了阵痛：

　　2003年，新都全区各级机关压缩了10％办公经费，资金就是1538万元，余下的610万缺口由乡镇财政消化———经济条件好的镇就多承担一点；差一点的镇，区财政就多补一点。各乡镇也精简人员，村一级实行“零招待费”。

　　让民众当“组织部长”

　　正当李氏烙印在新都越来越清晰之时，有两件事给他的执政思路带来了很大冲击。

　　2002年，新都惊曝全国卫生系统中查处的最大一起腐败窝案———上至卫生局2名副局长、中至5家医院的院长、下至药房部主任等一共14人同时涉案，震惊全国。

　　据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区检察院2002年年初陆续介入的那几天，检察院的车子隔不了多久就要到医院带走几个人……

　　这件事给李仲彬也带来了很大震动。在上级组织部门到区上进行换届考察时，他在全区干部大会作了深刻检查；在2003年召开的人大会上，他又向大会作了检查。

　　2002年底，李仲彬当选为区委书记。随后，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长效机制，也就是法治机制，也就是基层民主政治机制。

　　“要解决干部腐败问题，要解决村务公开，走直选的路是最好的。老百姓最讨厌的是跑官买官，是庸官、昏官，怎么办？解决之道是把权力交还给老百姓。”

　　他说，“民主不是禁区。‘阳光政府’深层次的含义就是民主政府。民主是有个过程，需要我们一步步去培养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

　　李仲彬的举措是，让民众当“组织部长”———改变“官考官”实行了“民考官”；进行直选，让干部既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

　　2003年8月20日，新都来自区人大、政协、企业和市民的144名代表首先对区委、区政府17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民主测评，内容包括工作能力、政策水平、清正廉洁、作风民主等11个方面。

　　测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最“难看”的是：在“清正廉洁”项，有一位同志得了23张“差”票；“工作能力”项有一位得了22张“差”票。

　　李仲彬其他项都是最高分，但“作风民主”却是最低分，得了12张“差”票。

　　在随后讨论是否公开测评结果的常委扩大会上，李仲彬与其他干部争了个面红耳赤。

　　他提议将此结果公开，但一些干部表示担心测评结果公开会影响正常的组织工作，又怕差票多的干部丢了面子。一些得票不理想的更是直接表示反对。

　　经过近两个月的反复讨论后，当年10月13日，17名干部民主测评的全部数据在《新都资讯》和新都有线电视台上向全区公开。他们的自我剖析讲话稿和录像，也“原汁原味”地在《新都资讯》和电视台上公开。

　　李仲彬上台第一个作了检讨。作风民主差的原因是缺乏换位思考，经常批评干部弄得人下不了台，没有讲究批评方法和艺术，今后，他表示将尽量少批评人少骂人，但“不骂人也是不可能的”。

　　在干部民主测评结果公开的当天，李仲彬还指示对58名区级部门“一把手”和17个乡镇的121名领导干部也进行了民主测评。

　　回忆起10月13日那天，新都的一名张姓报贩连称“生意好得出奇”，找他买《新都资讯》的达70多人。但《新都资讯》是内部赠阅发行，不能上摊零售。买不到报纸的群众纷纷给报贩出点子，让他“去搞一些报纸来卖”……

　　新都电视台的收视率也由于播放干部自我解剖的讲话，据说也创下了最高纪录。

　　在后来的民主测评中，泰兴镇一名老资格的副镇长不称职票数超过1／3，经过组织程序，很快就被免职。新都一位干部说，要是在原来，该副镇长可能还会找上级告状扯皮，但这次却静悄悄地接受了免职。

　　2003年4月，由海选区教育局副局长、国家级示范高中———新都一中4名副校长开始，教育系统开始了基层民主政治实验的第一步；同年10月从北京回来后，他又对大丰中学等两所学校的校长进行了直选；12月下旬，12所中小学校长全部开始直选……

　　不知不觉中，李仲彬在推进中国基层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划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点睛之作，就是12月初他在木兰镇“导演”的中国首例镇党委书记直选。

　　今年3月3日，新都出台了《关于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的实施意见（试行）》，只要是“条件成熟的镇”，都可以直选镇党委书记。

　　“我们的干部制度已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了！”李仲彬说，民主直选是解决干部制度沉疴的客观办法和根本的长效机制，“这是我们推进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一个大前提。”

　　“还权于民”与种子力量

　　现在，直选在新都已成了一种必须———区卫生执法监督所所长、血防站长、木兰镇卫生院院长、区委党校青年干部班班长、京丹公司党支部书记等，都是通过直选产生。

　　本报记者在木兰镇搭乘一辆摩托车时，师傅说他也是老党员，这回错过了，下次他也要来竞选！他甚至头头是道地讲起“如果我是镇党委书记”将如何采取措施改变木兰现状；甚至有高中学生给李仲彬打电话，说对班主任指定班长表示不满，要求直选。

　　但李仲彬说，一开始选择走直选之路，虽然在理论上有足够的自信，但毕竟没有前例，他是冒着赌一把的风险。

　　海选新都一中副校长时，他担心没人报名，害怕不成功。当得知有22人报名参加，而且在截止时间后，还有不少人报名的情况，他掩饰不住心里的激动。

　　那一段时间，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在不久的将来，新都将“批发”民主。

　　木兰镇党委书记直选报道出来后，新浪网上评论如潮，在表示自己对气候把握还算准的同时，他告诉记者，“吓了一大跳，没想到风力来得这么猛”。

　　之所以在教育系统内率先大胆推进民主化、法制化的一些尝试，李仲彬说，“要实现伟大目标，就必须使用伟大的力量”。他始终认为，教师不光要成为燃烧的蜡烛，“更要成为传播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对2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李仲彬非常在意，就像在培养着一支特种部队。

　　在去年区委党校青干班的培训座谈会上，他直言不喜欢没有激情的人，他告诫青年干部，不管当什么官，那只是个标点符号，一定要敢于对部下和民众说一声：向我看齐！

　　那批青年干部被他戏称为新都“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

　　在新都，教师和青年干部成了李仲彬全面推进基层民主改革的两把开山斧。但有谁能想到，在区17名党政领导中，这位“还权书记”竟是去年被评为“民主作风”最差的。

　　现在新都已经有了民主的土壤和氛围，民众已经开始习惯把直选当作体现自己选择权利的一种必要手段，如果以后有人想要推翻重来，民众也不会答应。新都的“阳光风暴”还将监督权还给民众，对于跑官买官的人来说，“勾兑”的成本将大大提高……

　　但如何保证让这种长效机制有更多的人参与和保障其运行，是李仲彬下一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新都开展的大面积直选，改变了基层党组织的结构。

　　最明显的是年龄结构的改变———全区299个村的村支书差额直选完毕，新一届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46.9岁，最小的只有26岁，其中新当选的村支书平均年龄为42.6岁。

　　“阳光风暴”给新都带来了到处可见的变化，更多的投资者开始考虑在新都落脚。

　　著名的成都飞机发动机集团想迁址新都，又顾虑重重，集团老总告诉李仲彬，“我怕你变了。大家都知道你原来在消防队说一不二，现在你已经当了地方官。”李仲彬的回答是，如果不相信我，你可以问在新都投资的其他商人。

　　结果以商招商成了新都的一个杀手锏。一汽集团将汽配基地设在新都，可口可乐成都公司设在新都，科伦集团来到新都……2003年，新都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了8.09亿元，比2002年超出30％。就连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都感慨，“新都35个重点企业，都是上千万的，这在一个区县不多见”。

　　并不孤独的实验

　　2004年6月14日，新都区召开“2004年优秀村支书表彰会”，李仲彬首次让今年2月以来通过直选产生的村支书中的38名优秀分子集体亮相，同时，又“不经意”地透露，直选时有个村支书对群众拍胸脯保证的东西没有兑现，现在群众正在酝酿罢免他。

　　而在完成全区299个行政村支书直选后，他还将全面推行村主任直选，并将村干部编制由原来6个减少为3个，还鼓励村支书竞选村主任，两个位子一肩挑。

　　一时间，新都议论纷纷。

　　其实谨慎是李仲彬的另一面，这也是他作为“体制内的变革者”的典型特征。尽管已经决定在新都全面展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李仲彬对外界仍然保密甚深，本报记者十赴新都，才与他深谈过一两次。在自认为时机并不成熟的时候，李仲彬不愿接受媒体的专访———这是一个知道如何拿捏分寸、掌握机会的改良主义者。他在等待。

　　海推公选一中副校长和教育局副局长后，省教育厅一位退休老领导给李仲彬打了一个电话，“你们新都教育系统的这一举措我非常赞同。”

　　有官员说李仲彬在用新都的明天赌个人的政治未来。

　　有教师网上留言：“民主推选副校长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是不是已经‘钦定’了？”

　　有人提出异议：“共产党的书记就应该由共产党员来推荐、来直选。为什么要让非党的同志参加呢？”

　　个别干部则直接给省、市写告状信，说他打着民主幌子搞暗箱操作。

　　这些年，有关他要调走的传言更是此起彼伏。

　　一位市民说，李仲彬走不得啊，他走了新都又要回到原样。

　　但李仲彬说，“我是有计划的渐进式改革，只要下决心去做，就一定能成功。新都的模式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再过几年成熟后，就可以推广”。

　　李仲彬还有一种信心，来自于他在官场上恪守的“规矩”。

　　这是一个值得用心揣摩的“规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无论是“有警必出”的提出，还是他到乡村明察暗访———这都是在他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后。他的施政逻辑是，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上头”和“外头”，尽量容忍现状；但在自己新都区内，则大胆、全面推进基层民主政治改革。

　　对下属官员的治理，他恩威并施，在个人道德规范确立后面，建立自己的威权。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治腐倡廉、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亲民举措，赢得了民心。

　　记者在新都街头和农村涉及100名对象的随机调查表明，虽然还有一些不满，但84％的新都人给区委书记李仲彬打了80以上的高分。

　　最近，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对新都直选299个村支书的作法表示了肯定，他批示：新都区委在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上，积极探索，很有意义。最好能近期形成报告。

　　这无疑让李仲彬感到开心。但他说，自己还是做好了万一失败的准备。

　　毕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实验领域———假如直选失败，假如直选得不到上级组织的认同和肯定……

　　因为对木兰镇党委书记直选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成都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一个星期没有睡好觉———有一些领导指责了这位处长对直选的高调。

　　区委政协主席罗时武告诉记者，现在最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和李仲彬对着干，“这是我们目前堵漏的唯一办法”。

　　即使是直选本身，还存在着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凭借李仲彬一己之力无法办到的。

　　5月12日晚9点，区委常委会刚刚1个小时前结束，酒量很好的李仲彬没有喝酒，他把筷子轻轻一放，头往椅子后仰了一下，“我有时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要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崇拜孙中山，喜欢将“天下为公”四个字挂在嘴边的四川汉子让人想起一句诗：“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只是，他可能并不孤独。

　　［相关报道见5、6、7版］一位区委书记的选官逻辑·渐进式改革的上限·直选不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