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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08年奥运会也许会是历届奥运会中，包括即将举行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内，投入最大和成本最高的一次奥运会。
我看不要急于质疑或否认我的这一推断。第一，这只是推断而已；第二，要从投入成本———效益观来分析，投入大、成本高没关系，只要效益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齐观，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种推断的根据是什么呢？
中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就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言也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就整个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而言，我们的中期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根据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发展极理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同步地得到发展，只能先找一些条件好的地方重点扶植，允许它们先发展起来。无论是北京办2008年奥运会还是上海办2010年世博会，或者是广州打算申办一届亚运会，都是利用改革开放20年历程中已取得的成果，再抓住契机推动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的间接的投入不可能小。要在与发达国家有不小差距的基础上，在局部地区和一定时间内创造出一个相对差距不大的环境，投入当然要大，造成成本会比较高。雅典的投入就比悉尼高，悉尼的投入又大于亚特兰大。这些投入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北京市而言肯定会高出雅典和悉尼。市民最终得到的实惠肯定会多于这两个地方。
国际奥委会一方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委员会讨论如何降低奥运会承办者的费用问题，提出了百条以上的建议措施。这些措施如果被通过，而且确实能减轻奥运会承办者负担的话，我认为也只能在2012年的奥运会上实施了。北京也许能从中受点益，但是广泛受益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国际奥委会也是出于减轻自身风险的动机，实际上加重了组委会承担的费用。
从理论上看，组委会可以从国际奥委会直接进行的电视转播权销售，还可能有互联网转播权的销售以及世界级赞助商市场开发中的比例分成中取得10亿美元左右的份额，但是实际从这些份额中得到的现金是有限的，实物占相当比例。而且还要从中扣除应由组委会负担或分摊的服务费用。这可视为一种费用的转嫁。我不列举详细情况了。只举一例，2008年北京奥运会电视转播的实施由国际奥委会与组委会共同组织的一个“合资公司”进行，组委会要向这个公司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这笔费用高于中央电视台购买中国境内电视转播权的费用几倍。这从客观上也增加了我们的投入和成本。从效益上看，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北京奥运会的影响是以前历届奥运会难以相比的。这些影响发生作用的时间早，影响面大，持续时间更长，正面效应还是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利用之。
从目前情况看，21世纪还没有进入全面稳定的阶段，国际上的不稳定因素还没有被有效地抑制。这些不稳定因素是超越国界的，攻击目标是广泛的。如果把它视为一种战争，则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政治目的之上。如果把它视为一种罪恶的破坏，则把人们的注意引向罪行事实本身上来。在安全保证上，无论是防止恐怖袭击，制止信息网络的破坏，还是保证公共设施安全运行无事故等各个方面，所需要的投入恐怕是越来越大，还看不到趋缓的因素。由此所产生的效益应该是加强了国家的整体防卫和防范力量，确保了国内稳定的环境。
在这样的高投入之下，如何降低成本，特别是避免不必要的和因决策失误产生的浪费就应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市场报》 (2004年07月30日 第二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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