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主要是做服务的”

　　“院士主要是做服务的”——记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夫妇詹裕农和叶公杼

　　本报驻京记者　李虎军　朱也旷

　　在上周举行的2004全球华人生物科学家大会，有一对夫妇同时走上了主席台。他们是惟一的一对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夫妇：旧金山加州大学教授詹裕农和叶公杼。

　　1995年，妻子叶公杼(Lily　Yeh　Jan)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因丈夫未获提名而婉拒，美国科学院特地为她保留一年资格。次年，詹裕农(Yuh-Nung　Jan)也获得提名，夫妇俩遂双双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有科学家称，夫妇俩在钾离子通道的研究工作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去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离子通道的研究者，遗憾的是，获奖名单中没有他们。

　　在此次华人生物科学家大会之前，这对伉俪的名字并不为中国大陆公众所熟悉，但他们在华人生物学家中早已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他们的故事也被生物学界传为佳话。

　　“我的年龄对物理学而言太老了”

　　詹裕农和叶公杼都是台湾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当时，受到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以及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的影响，物理是一个热门专业。而叶公杼选择物理还有一层原因，她在念女中时，一位同学的哥哥说，大学中的物理系和电机系不适合女生，她听了很不服气。

　　1967年，20岁的叶公杼参加了比她大一个月、高一个年级的詹裕农的毕业旅行，爱情在这对年轻人的心中生长。

　　1968年，叶公杼毕业，詹裕农服完了一年兵役，他们同时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

　　1970年，对生物学产生兴趣的他们双双转到196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生物系教授戴尔布鲁克(Max　Delbruck)门下。戴尔布鲁克早期也是搞物理的，对半路出家的这对年轻人给予了很大支持。物理系的指导教授曾问叶公杼：为什么转系？她回答说，“我的年龄对物理学而言太老了”。詹裕农也提到，搞理论物理的通常在20多岁时创造力最强，而他23岁了还没有将在物理学上有所建树的迹象。

　　1971年，詹裕农和叶公杼结为百年之好。

　　1974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夫妇俩在生物系另一位搞物理出身的著名教授班瑟(Seymour　Benzer)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这一年，他们再一次“结合”：成了科学研究上的合作伙伴。

　　1977年，夫妇俩到哈佛大学医学院库夫勒(Stephen　Kuffler)教授实验室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他们一路由西海岸的加州开车到东海岸的波士顿，车上带着的除了刚出生的女儿之外，还有实验材料：各种各样的突变种果蝇和培养皿。

　　“大家都还记得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夫妇俩惊人地“合拍”。1979年，他们同时被旧金山加州大学聘为助理教授。1983年，同时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同时被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院聘为研究员。1985年，同时晋升为教授。1998年，同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今年年初，又同时获得了生物物理学会颁发的Cole奖。

　　1986年，他们抢在其他实验室之前，在世界上率先克隆出一种钾离子通道(钾离子进出细胞的通道)基因———Shaker基因。

　　参加了此次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杨建告诉记者，任何研究人员索要Shaker，夫妇俩都会无偿地提供。而在当时，向同行提供基因材料，并且不要求同行发表论文时署上自己名字的，并不多见。“(他们在学术界的)口碑非常好，大家都还记得这件事情，”杨建说，“在各种离子通道的研究中，钾通道发展得最快，这与钾通道相对简单一些有关，但他们毫无保留、没有任何条件地提供克隆出的基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荣获美国《科学》杂志“青年科学家奖”的时松海自2001年起在詹裕农和叶公杼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松海告诉记者，他们夫妇对科学非常投入，总是呆在实验室，阅读文献，和博士生和博士后们讨论问题，有一次还和时松海讨论到了半夜。而就在上周六(7月24日)，刚从北京回到旧金山的夫妇俩又去了实验室。

　　从这对夫妇的实验室已经走出了好几十位教授，分布在美国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不乏华人学者，除杨建以外，还有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麻省理工学院的沈华智、华盛顿大学的饶毅等十多位。

　　院士意味着什么

　　1995年，叶公杼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但因詹裕农未获提名而婉拒，直到第二年詹裕农也获得提名后才接受。

　　记者提起这件事情时，夫妇俩都笑了。“事情都是一起做的，不应该一个人(获得荣誉)。”叶公杼说。

　　当问到院士的头衔有没有在研究经费申请等方面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时，夫妇俩说，在美国，人们不会把院士头衔看得那么重，更不会因为你做了院士就容易申请到经费，实际上，一些院士在申请研究经费时照样被拒绝。

　　当选院士无疑是一种荣誉，但在夫妇俩看来，院士也是一种责任，“主要是做服务的”。叶公杼举例说，院士有义务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刊《PNAS》编辑和审阅稿件，她本人就做过这份学术期刊的两任编委。此外，院士也有责任为政府和公众服务，比如参加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组织的相关领域的咨询工作等。

　　关于诺贝尔奖

　　2002年底，华盛顿大学的饶毅写了一篇题为《二十一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的文章，其中提到了离子通道的研究，“洛克菲勒大学的Roderick　MacKinnon，(第一个绘制出)钾离子通道的结构，可以单独得，也可以合得。合得者不确定，如果就钾通道而言，叶公杼和詹裕农有可能……”

　　一年以后，诺贝尔化学奖名单揭晓，获奖的是麦金农(MacKinnon)和一位从事水通道的科学家，叶公杼和詹裕农榜上无名。

　　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时松海被人多次问起同样的问题：詹裕农和叶公杼对评奖结果有什么反应？“我和裕农聊起过这方面的话题，他对获奖者表示出衷心的祝贺，”时松海说，“我想绝大多数华人科学家认为他们的工作值得获奖，因为他们在钾离子通道方面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我也觉得有一天他们的工作会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

　　詹裕农则是这么看待诺贝尔奖的：“评价科学家的一个办法是，如果某人没有投身于生物学研究，而是选择了律师或者别的职业，生物学的发展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如果没有什么影响，说明这个人的工作是无关紧要或多余的。我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做物理学研究，物理学的发展可能就会延迟许多。”

　　在华人中，尚未出现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得主。詹裕农说，早期华人科学家多从事数理化方面的研究，10年内有没有人得生理或医学奖很难说，但10年以后肯定会有华人得到，因为目前有很多华人生物学家在同龄人中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夫妻档的甘苦

　　在科学界，“夫妻档”并不少见，但像詹裕农和叶公杼那样，在研究中紧密合作，并且双双当选为院士的并不多见。

　　詹裕农和叶公杼的一双儿女小时候都喜欢画他们研究的果蝇。如今，女儿大学毕业好几年了，成了一名艺术家。儿子即将在普林斯顿大学升入二年级，还没有决定今后是不是要做科学，因为他对法律也很有兴趣。对于孩子们的职业选择，夫妇俩并不强求。

　　“他们是好父母，两个孩子都很有出息。”杨建说。而在这两个孩子长大之前，夫妻俩吃了不少苦头。

　　孩子还小的时候，夫妇俩必须轮班做实验，“一大早就要到实验室做解剖……晚上走路回家吃晚饭，之后裕农再走回实验室继续做实验，制备物能撑多久就做多久的实验，两个人彼此支援，同时在家的时候很少”。所幸叶公杼的母亲在他们博士毕业后来到美国，给了他们许多帮助。

　　为了照看孩子，夫妇俩约定好不同时出门开会，通常还自我限制每个月最多出门一次。由于他们的实验室有离子通道和果蝇发育两个研究方向，到后来慢慢变成叶公杼只去有关离子通道的会议，詹裕农只去有关神经发育的会议。

　　夫妇俩的生活也不只是科学和孩子。叶公杼喜欢健身，健身的效果也很明显，57岁的她看上去依然很有气质。杨建还记得两三年前，在某次会议的间歇，叶公杼和年轻人去爬山，结果把一群年轻人甩在了后边。詹裕农则提起他喜欢去西班牙的马德里开会，顺便看看那里收藏的维拉斯凯支、戈雅等人的画作。

　　(注：本文部分资料引自台湾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吴文桂发表在2002年10月台湾《物理》杂志上的叶公杼访谈及2003年5月《Current　Biology》杂志上的詹裕农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