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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观察研究院编制的“2004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和“信任100”发布之后，许多人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信任度评价如何量化。在他们看来，价值评估是一项针对公司价值进行的研究，所依据的素材是财务报告，因此可以充分量化；而信任度评价是一项定性研究，旨在对上市公司受托人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披露做出信任或不信任的判断，因此难以量化。
199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曾经以电话调查的方式就股票投资者如何判断市场信息的可信任程度进行研究，并据此编制了“国家信任度指数（NationalCredibilityIn－dex）”。虽然调查的确是关于信任度的主观判断，但接受调查者需要在“完全信任/100”、“基本信任/75”、“不太信任/50”、“不信任/25”、“完全不信任/0”之间做出选择，由此实现了定性研究的量化过程。这项研究当时在华尔街引起很大反响，随后发生的网络股泡沫讨论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经济观察研究院在开展上市公司信任度研究初期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影响，但在研究方法上与其相比存在很大的区别。首先，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是依据一项标准进行的，这项标准充分借鉴了经合组织（OECD）全球及亚洲公司治理标准和国际公认会计标准，并使用了国内现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标准，而“国家信任度指数”并没有给出公司信任度标准；其次，上市公司信任度研究不是通过电话调查进行的，而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通过对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以年报为主）予以全面分析进行的；第三，指数得分不是接受调查者给出的，而是研究人员在逐一对照上述信任度标准与上市公司披露信息之间的适用性以及符合程度之后给出的。
尽管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在每一个标准事项之下有三个选择性得分，即“信任/100”、“部分信任/50”、“不信任/0”（部分标准事项需增加“不适用”判断，部分标准事项则仅有“信任/100”和“不信任/0”两个选择性得分），这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有相似之处，但是，研究人员相信，这并不是将信任度评价加以量化的关键。
在很大程度上，将上市公司信任度评价加以量化的关键在于每一个标准必须是针对特定事件的，这些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决定了一家上市公司信任度在每一个标准下的得分。比如说，在“高管是否不在公司领取报酬或在股东单位及其他关联方领取报酬”这一标准之下，如果董事、监事及经理发生在股东单位任职并领取报酬的情况，那么得分就是“不信任/0”；反之则为“信任/100”。在“监事会会议次数及议题是否与董事会一致”这一标准之下，研究人员不仅需要判断二者在会议合计数与议题合计数上的差异，而且需要判断哪些董事会会议议题没有成为监事会会议议题。这显然是可以量化的。
进一步说，那些关于财务报告公允性的信任度标准在量化评价方面更不在话下。例如，关于“出售资产的历史损益与出售价格之间是否存在异常”这一标准，研究人员会查验上市公司以前年度报告，确认被出售资产是否曾发生亏损或存在较差的盈利记录，并判断这些记录与出售价格之间的差异程度。如果它们之间的差异过大，以至于出售价格未能反映基于历史损益的未来收益折现并因此足以影响到出售价格的公允性，其得分为“0”；如果差异较小，但不能彻底排除公允性瑕疵，其得分为“50”；如果没有明显差异，无证据显示其存在公允性瑕疵，则得分为“100”。
坦率地讲，在上市公司信任度评价中，无论是涉及公司治理的标准，还是涉及财务报告的标准，研究人员都必须进行一系列量化分析，否则，不足以给出正确的判断和得分。正是基于这样的严格量化分析，才能编制信任度指数，才能保证信任度研究本身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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