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有两个人的去世引起了舆论关注，一个是龚建平，另一个是杨小凯。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谈可能有些不伦不类，也会使一些人不愉快。但我想，尽管他们本身不具有比较性，然而，如果从他们身后留下的问题--公正与自由来看，在当下的语境和背景下，是有意义的。
先说龚建平。这位前国际级足球裁判于2003年1月29日被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有期徒刑10年，罪名是收受贿赂。2000年至2001年，龚在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A、B组主裁判员职务期间，先后9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在法庭公布的证据中，就有他收受浙江绿城足球队10万元贿赂的依据。
但就是这样一位黑哨，他的过世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其追悼会上，媒体贩卖着各种各样的说法，集中到一点，就是鸣冤。妻子、亲戚、朋友、律师觉得他死得冤，也就罢了，一般百姓也觉得他死得冤，甚至当年的反黑勇士和记者都认为他死得冤，这就需要让人深思了。我想，原因可能在于：龚有自首表现，而且把赃款退回去了，但最后只有他一人被判了刑，其余的黑哨却都相安无事，真应了那句流行的话：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因此，很多人认为，让环境中的个别的人物去承担整个环境的问题所带来的恶果，这是不公平的。
从龚建平受贿来看，我想首先应该明了一点，不管对任何人，只要受贿就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对他判刑是公平的。但龚案引起群众那么大反响，的确又说明在反黑的处理上，有关部门是失职的。正如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所言，比较各行各业的反腐败，足球的反腐败是社会公开性最大，舆论监督和介入最多，司法也介入了，但结果却不是透明度最高的一个。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向社会解释这一切?谁在掩盖真相?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公正机制的缺席，不仅会使司法扫黑流产，而且也将会极大地挫伤民众对反腐的信心。
对龚之死的鸣冤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盼望。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上：由于失业的增多，贫富差距的拉大，腐败问题严重，以及种种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现象，底层老百姓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愈来愈重，社会正在走向一种资本、权力与劳动的对抗。我认为，要缓和乃至最终消除这一趋势，必须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保证起点和过程的相对公正。
社会公正的建立，这正是杨小凯的意义所在。与龚建平之死引起的非议相比，杨的去世则显得哀荣备至，这不仅因为杨是华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创立者，还在于杨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
杨小凯有过10年的牢狱之灾，所以他深知自由的可贵。无论是在经济理论中，还是他对现实的批判，无不渗透着一种自由主义的精神。比如在很多人大谈后发优势的时候，他力倡后发劣势。他认为，落后国家有两种模仿，一种是模仿人家的制度，一种是模仿人家的技术。当落后国家模仿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越来越不愿意搞制度改革，因为制度改革是痛苦的。像我国的家电行业，靠模仿外国的先进技术，进口部件、生产线等，似乎不改制度也可以过得去，也会有增长，但长期来看，则会出问题，苏联就是一个教训。后发劣势最重要的弊病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发展。这些话在某些人听来似乎不好听，但确有振聋发馈之效。
杨小凯认为，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科学和民主，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而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
在杨小凯写下的大量批判现实、解释现实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忧国忧民的灵魂。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逆转，但中国是否能成功转型，并最终走向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自由和宪政。以此观之，路还很漫长。所以，在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学会像杨小凯那样思考和说话。
龚建平死了，但公正不能死；杨小凯死了，但自由不能死。上海证券报 邓聿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