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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两个人的去世引起了舆论关注,一个是龚建平,另一个是杨小凯。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谈可能有些不伦不类,也会使一些人不愉快。但我想,尽管他们本身不具有比较性,然而,如果从他们身后留下的问题------公正与自由来看,在当下的语境和背景下,是有意义的。
先说龚建平。这位前国际级足球裁判于2003年1月29日被北京市宣武
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0年,罪名是收受贿赂。2000年至2001年,龚在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A、B组主裁判员职务期间,先后9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在法庭公布的证据中,就有他收受浙江绿城足球队10万元贿赂的依据。
但就是这样一位"黑哨",他的过世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其追悼会上,媒体"贩卖"着各种各样的说法,集中到一点,就是"鸣冤"。妻子、亲戚、朋友、律师觉得他死得冤,也就罢了,一般百姓也觉得他死得冤,甚至当年的反"黑"勇士和记者都认为他死得冤,这就需要让人深思了。我想,原因可能在于:龚有自首表现,而且把赃款退回去了,但最后只有他一人被判了刑,其余的"黑哨"却都相安无事,真应了那句流行的话:"坦白从严,抗拒从宽",因此,很多人认为,"让环境中的个别的人物去承担整个环境的问题所带来的恶果,这是不公平的。"
从龚建平受贿来看,我想首先应该明了一点,不管对任何人,只要受贿就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对他判刑是公平的。但龚案引起群众那么大反响,的确又说明在反"黑"的处理上,有关部门是失职的。正如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所言,"比较各行各业的反腐败,足球的反腐败是社会公开性最大,舆论监督和介入最多,司法也介入了,但结果却不是透明度最高的一个。"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向社会解释这一切?谁在掩盖真相?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公正机制的缺席,不仅会使司法扫黑流产,而且也将会极大地挫伤民众对反腐的信心。
对龚之死的"鸣冤"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盼望。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上:由于失业的增多,贫富差距的拉大,腐败问题严重,以及种种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现象,底层老百姓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愈来愈重,社会正在走向一种资本、权力与劳动的对抗。我认为,要缓和乃至最终消除这一趋势,必须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保证起点和过程的相对公正。
社会公正的建立,这正是杨小凯的意义所在。与龚建平之死引起的非议相比,杨的去世则显得哀荣备至,这不仅因为杨是华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创立者,还在于杨是一位一生关注中国命运,为了中国人的福祉而无所畏惧的爱国者。
杨小凯有过10年的牢狱之灾,所以他深知自由的可贵。无论是在经济理论中,还是他对现实的批判,无不渗透着一种自由主义的精神。比如在很多人大谈后发优势的时候,他力倡后发劣势。他认为,落后国家有两种模仿,一种是模仿人家的制度,一种是模仿人家的技术。当落后国家模仿技术的空间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越来越不愿意搞制度改革,因为制度改革是痛苦的。像我国的家电行业,靠模仿外国的先进技术,进口部件、生产线等,似乎不改制度也可以过得去,也会有增长,但长期来看,则会出问题,苏联就是一个教训。"后发劣势最重要的弊病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发展。"这些话在某些人听来似乎不好听,但确有振聋发馈之效。
杨小凯认为,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科学和民主,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而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
在杨小凯写下的大量批判现实、解释现实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忧国忧民的灵魂。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逆转,但中国是否能成功转型,并最终走向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自由和宪政。以此观之,路还很漫长。所以,在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学会像杨小凯那样思考和说话。
龚建平死了,但公正不能死；杨小凯死了,但自由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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