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中国宏观调控中的反思与体制改革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 副部长研究员

　　主持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巴曙松的演讲！下面我们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魏加宁博士演讲。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宏观调控的反思与改革。

　　魏加宁：感谢主持人，由于我一直在厦门调研，所以没有来得及准备幻灯片，请大 家原谅。为什么要到厦门考察，我的观点是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光看数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一定要深入实际，一定要了解下面的情况，所以我们一个省一个省的跑。在省、地、市、县关于地方财政的课题，顺便对宏观调控作一些观察，把我所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和思考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经济过热应当更多地从体制上找原因，宏观调控应当更多地从改革中寻找出路”，这个题目上次在一个研讨会上讲过，他们对我的题目改了几次，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第一部分这一轮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这是我的观点，争论的时间很长，见效的时间很快。大家知道，去年以来，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过热问题，其实在SARS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当时只忙有关SARS的工作，SARS过后，各个部门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去年以来，关于经济过热的问题，大家一直是各讲各的，分歧非常大。另外一个方面，高层领导始终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

　　转折是发生在今年的四月。首先是4月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接下来是国务院政治局召开会议，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了重大的决策，强调统一认识，加强宏观调控，对于一些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我本人是非常的赞成，而且认为早一点动手，会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从最近的衡量来看，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也介绍了一些情况，前面的专家都讲了，中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所谓的明显的成效，我的理解是明显成效也就意味着不应该再继续出台一些新的强硬性的措施。对下一步的经济形势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是对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刚才我看到有人问到这个问题，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冲击比较大，所以有一部分学者担心在宏观调控力度继续下去的话，有可能使投资需求迅速的萎缩、会出现滑坡，这是一点。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经济过热只是暂时被控制住了，只要你松手立刻会反弹。而且有专家指出1986年的宏观调控踩了刹车以后，使金融经济危机没有波及我们。顺便讲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个插曲，在1988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有几个经济学家提出来要警惕通货膨胀。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的恼火，把他们狠的批了一顿，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到了年末的时候，这个国务院领导同志就后悔了。他说“看来过去一年的宏观政策很有问题”。当时一个专家说，这些问题不止一年而是三年。这种担心并不是说不存在，我想尤其一些领导同志经历过，对此应该是记忆犹新的。说实话，在这个点上客观的看问题，我想应该承认两种风险都存在，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的不确定性和宏观调控措施密切相连，什么原因呢？主要的原因造成下半年宏观调控两难的问题是从四月底以来，加强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过多地使用了行政干预的手段，而不是市场化的手段，也不是价格的调节。我们打一个比方，在行政干预方面，我上个月再一次研讨会讲的观点，宏观行政干预就好象打针、吃药见效一样快，但是难以去根。市场化宏观调控应该以调理为主，最近一个观点被《人民日报》报道过，我们现在的经济说它过热也好、说它结构性也好，应当更多地从体制上寻找，宏观调控走出这一步，更多的应当从改革上寻找出路，后面再谈这个。

　　为什么宏观调控会走道这一步？四月份以后，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政策以后，一时间主张行政干预的主张非常的强烈。各个部门的表态是纷纷出手，竞相表态，因为官员的乌纱帽为重。而且也注意到，有人甚至将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划等号，而且有人将日常监管和行政干预划等号。比如说环境保护，有一个问题，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要加强环境，难道要启动经济的时候就可以什么都上吗？再比如银行监管，要避免银行的监管和宏观政策同步渠道，可能银行界的感受比我更深刻。这次开会感觉又这样了，过冷的时候，现在可以干，而且要回过头来追溯看过去干的。而不是回国头把过去的都找回来，这样银行没有办法经营了，这个现象我们过去都说过了，很遗憾这次又看到了这种现象。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大家主张行政干预手段有三个理由：一、是去年开始宏观调控央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好象不灵，所以采取了行政干预；二、中央采取的行政干预；三、投资过热。这一轮的投资过热实际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是消费升级结构带来的。也有人认为这一轮的过热是地方政府操纵的，得出一个结论是地方政府的干预。

　　我个人认为，这三个理由实际是也站不住脚，首先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为什么适应？一个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威性收到了空前的挑战。大家都知道，去年央行最早出手准备加强调控，但是遭到了各界的强烈的反弹，包括媒体、政府部门的反弹。我们的货币政策央行本来就不具有独立性，政府部门在决策的过程中各个部门得可以说话，尤其是官员们的谈话。在来自不同的声音，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再有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受到了挑战，去年下半年以后，很多的银行家，企业家包括投资者都来问我们，到底我们该听谁的。但是大家注意到，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政府官员的声音比央行的声音还大、还权威，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该听谁的。由于上述的原因，央行的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大大的下降。

　　最近又有官员尤其是人大的官员说“最近物价为什么上升”，是由于官员不断的说话，如果不是这样话，我们的就好办多了，也不必后来出台这么多的行政干预的手段。央行如果能制造通货膨胀预期的话，事实上央行在不断地讲要警惕，很多人没有在意它的信号。第二个理由所谓的结构问题，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认为行政问题，恰恰应该是市场解决的。一个行业出现过热，投资者、企业家银行家的眼睛应该是雪亮的。政府部门也好，金融监管部门也好应该所起的作用是发信号。如果你得到信息这几个投资信息过热了，你应该提示风险，也就是说你只有亮红灯的权利，没有当驾驶员踩刹车的权利，那是投资者的事情。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指导产业政策的前提是什么呢？是要企业的风险自担，也就是说投资者的风险自担、银行的风险自担，很可能把不良资产的风险，把行业的过冷、过热的风险全都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的身上，形成日后中央政府的负担，以及再一次加强反向的宏观调控的理由。比如我们的电力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不是都是政府部门批出来的吗？

　　第三个理由现在因为是地方政府的干预，所以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所以中央政府要加强行政干预。我们在下面调研注意到，确实这一轮的经济过热地方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作用分为三块：一、站在民营企业背后，为民营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提供税收优惠以及从银行贷款提供变相的担保。但是它是市场化或者是半市场化，和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指定的计划完全不同。二、我们中央各个部门包括国债项目、各种达标，中央政府的调研下，怎么这么说呢？现在中央政府各部门都是这样，我给你地方上一个项目，配套资金1：1，各国政府都1：1。我给你一块钱，你掏一块钱，弄的各国政府很为难，说我不要吧，一分钱拿不到，要只好东借西借。其实有很多都是中央政府部门在后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些地方政府确实是这么做了，我们也不否认这一现象，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这一次扩大内需，发审批国债项目，我们注意到当时1998年、1999年就提过这个事情，首先是国家发改委带头装修自己的办公楼，当时我们就说了，这个扩大内需将来是要出问题的，各个部门现在你看一个楼修的比一个漂亮，各国政府到北京来跑项目，跑步前进，按你难道对示范效应能说一点责任没有吗？所以我从今年四月份一直讲这个观点，当政府不得不出手的时候，首先要管好政府这只自己的手，看得见的手，而不是要先冲着市场、冲着企业，尤其是冲着民营企业。

　　关于市场化的手段和行政干预的手段我们做过一个比较，就是说市场化的手段可以相对的预期、计算、选择、灵活多变。相比之下，行政干预手段正相反，我们主张搞宏观调控的人也都没有想到最后政治局开会作出政治手段，就是说行政干预作出什么样的行政干预是没有办法预期的，再一个就是行政干预力度有多大？对投资者来说、对银行家来说、对有利可图我们是算不出来的，对他们也是没有选择的，而行政干预说不让你干，你就不能干。四、行政干预手段通常有很强的刚性，市场手段上个月调上去了，而这个月看又下来了，就会立刻调下来。但是行政干预能说我上个月刚说不让进这个行业，而下个月又说进吧。所以我们认为真正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避免投资的大起大落，可能还是要改善宏观调控的方式，尽量使用市场化的投资手段。

　　我就关于改革的建议，就是下一步改革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本来不应该是我说的，体改委更多的是搞改革，我们更多的是搞经济形势发展的研究。遗憾的是体改委撤了，如果我们再不管，很难再走上间接式改革的道路。

　　一、是要加强宏观经济决策的规范化、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包括过去提到的恢复体改委这样中立的机构。再有应该建立一个审议会制度，各个部门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应当广泛的征求各界的意见，包括业内人士的意见、专家学者的意见。另外，宏观调控要建立可问责制。

　　二、要加强三个部门的独立性，1、统计部门的独立性。统计部门要把数字搞准了，形势分析预测由国家的政治研究机构、民办的政治研究机构、大学以及金融研究机构去公平竞争。四月份国研网的会已经讲过了。

　　2、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要想取得宏观调控，就必须支持中央银行的独立。这已经为世界各国的经验和历史教训反复证明了，而且已经成为教科书的基本常识。

　　3、加强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三、统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部门在决策的时候要广泛听取地方各国政府的意见，不能独断专行。要不断的推行地方自主制度，强化当地政协和当地老百姓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光靠中央政府封建社会的制度效果越来越差。还应该成立一个专门承担地方政府的机构的部门。去年我们到日本考察，考察地方债的时候，发现日本本的并不复负责地方财政，而是另外一个专门主管地方财政的部门，过去叫自治省，现在叫总部省，他们只是一个岛国，而中国政府和中央政府关系这么复杂，中央政府在决策的时候，都是各个中央部门在发表意见，包括我们财政部，它在讲的时候当然要权衡厉害，首先要考虑中央财政的财力。所以才出现刚才我前面讲的各级政府的达标，搞调研项目，也不问地方的财力是否可行，现在地方政府财力状况到底是什么现象。不客气的说，去年讲过这么一个判断，我们现在实际上是用中央财政的大好形势，掩盖着严重的地方债务的风险。

　　最后，加快金融改革，但是金融改革期间很多专家讲了，但是我想最关键的零部件也好、或者主体也好，到现在实际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推进银行改革，包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改革，现在是谁在那儿改呢？是银行内部人，银行打工的人自己在设计方案，他们的考虑的是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主管是人民银行，我刚才讲了我一再强调宏观调控的主导是中央银行，应当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但是国有银行的改革我一直反对由中央银行来牵头。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国有银行改革最大的问题是不良资产，这个事情本来应当是财政的事，财政部出面，但是我们刚才讲了，虽然财政形势大好，但是花钱不该花的地方都花了，而让中央银行干这个事，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行货币，这是我最担心的事。

　　我再讲一下我最后的一个观点。今年是几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现在各方面都在积极的筹备各种的纪念活动，但是我认为纪念小平同志最好的方式不是给邓小平同志披金挂银、出什么金的纪念册，也不是在邓小平同志堆积一片华丽的词悼，我认为给邓小平同志最好就是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和金融改革。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是提问时间。

　　国家开发银行：您说您在最近作过一个地方财力的调研，我想了解一下您知道不知道这一轮宏观调控对各地方财力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各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请展开一个说明，谢谢！

　　魏加宁：话应该这么说，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可能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恶化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有几种形势，现在地方政府拼命的负债，已经形成了。宏观调控防止恶化是非常必要的，宏观调控首先要管好政府自己这只手，不要先冲着企业，不要先冲着价格和市场，先要把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一些做法是有关系的，所以要加强对政府的约束。对地方政府的约束也不要靠地方纪检监查，谁上、谁下，大家是最清楚的。马路该不该铺那么宽、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人大、当地的政协是最清楚的，发改委到当地走一圈，知道这个项目是该上还是不该上就知道。另外还要看到政府的负债有不合理的一面，当然还有另外的一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这些年要搞社会稳定，去年SARS以后，大家提出来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地方政府面临的是三重的任务，同时面临着三重的压力，上面有领导政务考核，下面有老百姓的选票，这些因素也是造成地方负债的客观原因，再一个就是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为什么我们主张发地方债呢，就是要给地方正规的融资渠道。在经济学上发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是地方政府来做，或者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来做。地方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由当代的人和上一代人积累来做的，至少是下级政府，但是使用它的享用往往是下一代人或者下几代人。我们有些事情是逼着中央政府去做的，有一些事我骗钱我也得干。所以，我们想制国恐怕更多的像治水一样，有要堵、有通，我们过去更多的是没有开源、疏导。

　　主持人：上午的会议我们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