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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全球化及其不满》有感
张俊伟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近期出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化机构在管理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猛烈抨击，并就如何改革全球化机构、使全球化更
具人性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在克林顿主政期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1993年－1995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5年－1997年），此后又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1997年－2000年）。在政策圈内任职期间，斯蒂格利茨经历了原苏联东欧地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独特的阅历使他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思考全球化治理以及如何使全球化更多地增进全人类福利等问题。斯蒂格利茨未曾在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任职，作为一个局外人，而且以享有很高声望的经济学家的身份，“过网击球”，猛烈批评这些机构，自然会引起强烈反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与研究部主任肯尼斯·罗格夫（ＫｅｎｎｅｔｈＲｏｇｏｆｆ）甚至发表文章，对斯蒂格利茨进行公开指责。斯蒂格利茨的分析再一次引导人们作如下思考：广大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
对于全球化，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一般而言，所谓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具体指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和销售，以及商品、劳务、资本乃至人员的跨国自由流动。全球化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形象地描绘了资产阶级为追逐利润在全世界奔走，把生产变成世界性大生产的现象。在此后半个多世纪内，在科技进步的强力推动下，电力、机械、石油、化工、汽车等产业迅速崛起并成为新的主导产业，一些规模庞大、按照现代管理方式组织起来的现代公司开始形成。在利润的驱动下，这些大型企业迅猛地扑向海外，抢占销售市场，建立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为了提供相应的政治保证，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划分势力范围，甚至不惜为此发动世界大战。此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破坏了和平环境，冷战把全世界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各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有所减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私有化”浪潮，将国营企业民营化以提高经济效率；由于发展中国家纷纷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由于原苏联东欧地区开始由计划经济快速转向市场经济；也由于新一轮技术革命降低了交通、通讯成本，推动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全球化又迎来了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发达国家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成熟产业和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国际贸易壁垒大幅减少，货物、资金和人员的跨国流动空前增加。
即便如此，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全球化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在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贸易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要服从和服务于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需要；国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取决于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更取决于国际资本关于成本－－收益的计算。国外的公司把原材料和半成品运到发展中国家，在其生产据点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把产成品销往国际市场。这种加工贸易的方式贴切地体现了跨国公司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不可能仅有百利而无一害。一方面，全球化拓展了社会分工，做大了社会财富蛋糕，各民族国家有可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从中分一杯羹。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以此为契机，启动或加速经济和社会变革进程，实现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向各国提出了适应国际分工新角色的任务。市场机制超越国界发挥作用，还会加剧两极分化、加剧经济和社会关系紧张。这种紧张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表现在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种种抗议全球化的活动就是这种矛盾的爆发。
发展中国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开放状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会受到国外产品供给的冲击，由此而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改变。这种变化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利益格局改变结合在一起，往往使社会力量的失衡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社会稳定面临较大压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审时度势，权衡“引进来”和“走出去”，权衡外部冲击和国内适应能力，权衡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积极而审慎地推进对外开放和社会变革，才能趋利避害，从全球化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人力资源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制定适当的对外开放顺序；正确界定政府作用界限，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等。这些举措，大都需要政府来实施和推动。因此，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核心是政府－－这一天然垄断部门－－要具有高度灵活性和相应能力，能够针对外部形势变化，从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做出及时而恰当的回应。
市场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广大消费者，如果把握住了市场潮流，制定了正确的产品开发战略和销售战略，企业就可以迅速扩大市场，赢得丰厚利润。忽视市场变化的生产商，则有可能陷于破产、倒闭。追求高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优胜劣汰的外在压力，推动着各生产厂家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开拓进取。同样，应对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也要为政府建立起内在驱动与外在压力相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执政的荣誉、引领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成就感、广大公务员的进取心、事业心以及对共同理想的追求，就是推动政府变革的内在动力。增加政府透明度、强化对公共事务的监督、推动政府与学界、企业界以及其他社团的沟通和交流，则增加了政府有效施政的责任，成为推动政府及时回应社会变化，实现经济社会政策和政府职能转型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政府与学界、企业界乃至其他社团开展密切的对话和沟通，也推动了相互学习，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面临复杂多变的局面，一国政府有可能反应迟钝，即便反应及时，应对之策也可能是有缺陷的或者是错误的。但只要存在完善的监督机制，拥有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能够充分表达出来，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主张就会随时间推移逐渐为更多的公众接受，不合时宜的政策则会逐渐失去支持者，并为更好的政策所取代。这样就建立起了有效的纠错机制，为减少系统性政策失误、消除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更充分的发掘对外开放蕴含的发展机遇提供了制度保障。
世界银行、ＩＭＦ等国际机构，可以凭借其声望和经济力量对发展中国家施加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到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格局，改进危机救援方式、完善扶贫贷款的发放、适当减免债务，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使更多的人分享全球化的好处。但改进的外部环境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单个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则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事实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政府在尚不能有效控制风险的时候就放开了资本账户，是各国奉行战略贸易理论，确立相同的产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予以大力扶持，最终陷入了“囚徒困境”。俄罗斯转型的失败则在于完全忽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希冀通过私有化、完全放开价格、紧缩货币供给，一蹴而就地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些都是政府职能失当的典型案例。ＩＭＦ不当的救助政策，确实产生了加重危机国家苦难的不良效果。但即便其救助政策适当而得体，危机也已经在救助之前爆发。问题的关键在于防止危机发生而不是如何救助危机。由此看来，斯蒂格利茨为改进全球化治理所开出的药方仅仅说对了一半。真正的挑战在于：国际管理机构如何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动，推动各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变革和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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